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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中薄伽丘的人文主义爱情观
2019-03-13 13:26:37 来源:世界文学评论
原文载《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第14辑,2018年12月。

内容提要

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因其独特性和丰富性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从语史学的视角观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普罗旺斯抒情诗派、“温柔的新体”诗派、中世纪宗教文学和现实主义市民诗派等不同欧洲文学传统对《十日谈》的创作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十日谈》中女性形象的构筑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最终导致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树立和表达了不同于以往的人文主义爱情观。

关键词

薄伽丘 《十日谈》 语史学 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

马晓路,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文化史和性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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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文学名著《十日谈》(Decamerone)创作于1349—1351年[1],其作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以下简称“薄伽丘”)在前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有谁能够否认,把这样一本书献给美丽的女郎们,比献给男人们更合适呢?”①在第一层叙事框架之下②,十位讲故事的人中就有“七位年轻女子”(13);而在第二层叙事框架下,作者更是刻画了上百个女性形象。与欧洲传统文学相比,在薄伽丘的笔下,女性形象不再扁平和刻板,她们更加复杂和立体,她们不仅真实,甚至具备了很多现代女性的特质。这与当时社会中妇女的现实处境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

近些年,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科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分析和探讨《十日谈》中女性形象的作品。然而,我国学者多数从性别二元对立论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肯定《十日谈》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萌发;另一方面又不忘提及“薄伽丘囿于其生存的时代背景,必然也会带有男性视角中固有的‘男尊女卑’的烙印”[2]。这一类别的研究方法试图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入手,分析出作者的某种思想意识,甚至是当时社会的某种思维动向。

“形象是其塑造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他者认识的总和,是塑造者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取向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塑造者自身文化背景、思想观念以及情感欲望等本质力量的投射。”[3]不难看出,影响作家笔下人物形象的因素,是多维度的,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杂糅的产物,其中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因此,若要提炼出形象背后的思想内容,由一个综合结果分析出众多诱因中的某一项或者某些项,仅仅以性别差异为导向,运用一种研究方法,就作家的一部作品进行分析,未免显得单薄和牵强。不仅如此,与彼特拉克不同,在薄伽丘的作品中,作为作者的“我”直接进行表达的情况几乎没有,多数情况下,薄伽丘“以一位社会观察家的敏锐视角观察社会,体验社会,描写社会”[4]。这样以来,就更难从作品中揣测出作者本人的潜在思维动向。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站在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同一维度下,进行一个单向的、从文学到文学的语史学(philology)的研究。分别从古典文学、普罗旺斯抒情诗派、“温柔的新体”诗派、中世纪宗教文学和现实主义市民诗派等不同文学传统,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爱情观对《十日谈》这部作品的影响入手,分析并探讨这些不同的文学传统和爱情观是如何被薄伽丘吸收、运用、修改或者摒弃的,在这一过程中,《十日谈》中女性形象是如何被构筑起来的,并最终导致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树立和表达了何种爱情观。

一、从浪漫派文学到典雅爱情观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深受欧洲普罗旺斯地区文学风格(主要是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1280—1310年,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文学运动,产生了“温柔的新体”诗派,但丁在青年时期就是这一派文学的重要代表,而彼特拉克的文学风格也深受“温柔的新体”诗派影响。这一流派的文人秉承普罗旺斯传统,对典雅爱情进行了大量描写。“‘典雅爱情’是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是对一个理想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可以使崇拜者高尚起来。”[5]而典雅爱情的女主角,通常都是宫廷中的贵族妇女。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和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均是典型代表。

慈悲的女郎哟,年方青春,
她富于同情心,端庄而优雅,
我多次呼唤死神,她总在身旁,
她看到我叫人怜悯的眼睛,
倾听我吐露的满口废话,
因而痛哭失声,惶恐万状。
——但丁《新生》 [6]

尽管在父亲的安排下,少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为其未来经商打下基础,但当他跟随父亲来到那不勒斯后,真正吸引他的却是曼妙多彩的宫廷世界。“浸染在上流社会的氛围中,经历着浪漫又富有激情的爱情后,薄伽丘更多地兴趣便从经商转移到文化生活中,他尤其受到法国浪漫主义和宫廷文学魅力的影响。”[7]因此,在薄伽丘的一些作品中,也有典雅爱情的影子,如《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爱的摧残》等,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是薄伽丘用典雅爱情的手法来叙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爱情故事。
 
然而,在既不是骑士文学,也不是诗歌的《十日谈》中,是否可以找到典雅爱情观的例子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在第五天的第一个故事中,“愚劣异常,无可救药”的小伙子奇莫内在遇到“女神”埃菲杰妮娅后,仿佛中了丘比特之箭,受到了启蒙和点化,达到了更高一层的境界。(316)他不仅学会了绅士应有的风度,更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粗野鄙夫变成了一位出色的学者,“温文尔雅,精通音乐和骑术,还练得一身出众的武艺,陆战海斗都勇悍无比”(318)。埃菲杰妮娅身上就充满了典雅爱情中女性形象的影子,她美丽异常,皮肤雪白,对于男性的示爱并没有主动回应。
 
除了这个故事外,《十日谈》中具备“典雅爱情观”要素的内容并不多见。与“典雅爱情观”更加强调的非尘世和精神上的爱情不同,《十日谈》中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爱情(甚至是“性”)的描写;与“典雅爱情观”旨在突出的高雅和浪漫等特点相反,《十日谈》中体现出来的是世俗、诙谐、讽刺和现实;与“典雅爱情观”最重要的要素——得不到的爱情不同,《十日谈》中绝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在讲述如何争取和得到爱情,其中多数的主人公都是女性。甚至可以说,薄伽丘在《十日谈》中试图营造的,是一个摒除了“典雅爱情”,充满了“世俗爱情”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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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现实主义市民诗派到世俗爱情观
 
尽管《十日谈》中可以找到“典雅爱情”的影子,但无论从语言风格,故事内容,文学体裁,还是思想性来看,《十日谈》并没有延续普罗旺斯抒情诗、西西里诗派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文学传统。
 
“与‘温柔的新体’诗派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种文学潮流,在意大利文学史上通常称其为现实主义市民诗派。”[8]现实主义市民诗派与“温柔的新体”诗派风格迥异,在“温柔的新体”诗派中描绘的典雅爱情,到了现实主义市民诗派中,成了声色犬马的肉体关系:女人不再高贵冰冷,她们轻浮招摇。“欲望”“金钱”“丑恶”是这一流派诗歌的主题。
 
是烈火,我将世界彻底焚烧,
是洪水,我将世界卷入波涛,
是狂风,我将世界猛烈摇撼,
是上帝,我将世界投入深渊。
如果做教皇,我最大的幸福
是将每个基督徒置于苦难。
如果做皇帝,我最大的快乐
是将所有的人头囫囵砍落。
是死,我将去寻找我的父亲,
是生,他的身边我绝不靠近,
我也将同样对待我的母亲。
是切科,我和过去、现在一样,
年老貌丑的女子拱手相让,
秀丽少女全留在自己身旁。
——切科•安焦烈利《是烈火,我将世界彻底焚烧》[9]
 
很显然,薄伽丘受到了这一文学流派的影响,在《十日谈》中,甚至不乏对性器官大胆直白的描写。并且《十日谈》中的很多女性形象将性作为一种愉悦的生理体验,她们并不认为追求这种享受是羞耻的,相反,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与传统天主教教义对女性的规训不同,也与典雅爱情观中对女性高雅,浪漫的赞美不同,它是一种世俗的,直白的描写。
 
如第二天的第二则故事中,就描述了一位风情万种的寡妇形象。她本为当地侯爵的情妇,刚好在侯爵临时有事不能赴约的夜晚收留了倒霉的里纳尔多;见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寡妇便利用这个好时机与他尽享男女之情。第二天天刚亮,便尽快将他打发走,从此两人不再相见。在第二天的第十个故事中,法官的妻子由于不满其对自己的日渐冷淡和对夫妻生活“例行公事”的态度,在被海盗劫走后,竟不肯回到丈夫身边,在丈夫去世后转而与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海盗结为夫妇。在第五天的第十个故事中,妻子由于丈夫耽于男色,无法满足自己,于是在外面找了情夫。尽管事情败露,但由于丈夫自己心中也有鬼,因此两人继续和平相处。在第六天的第七个故事中,妻子已经不爱自己的丈夫,于是在外面找了情夫,被丈夫发现后诉诸法庭。但由于她能言善辩振振有词,竟被无罪释放,且促使法官修改了法律。像这样描写女人追求肉欲的故事还有很多,从故事的结局和薄伽丘诙谐幽默的笔触来看,他并没有对这些女人进行道德的拷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赞扬了她们的智慧和勇敢。
 
这种对于“性”的渴望以及对于“欲望”的妥协,甚至连宗教人士也无法抵御。如在第九天第二个故事中,修女因偷情被女修道院长抓住,谁曾想修道院长本人也在偷情,并且由于行动匆忙,错将男人的内裤当成头巾戴在头上,被修女看到后,双方和解,从此相安无事,继续与情人寻欢作乐。在这里,修女并非“圣女”,也非异类,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女人,薄伽丘并未对她们的“渎神”行径做出批判,也没有将其作为“反宗教”的典范来弘扬,他只是以一种世俗化的手法描述了社会的现实。
 
需要强调的是,《十日谈》中的语言虽然大胆直白,但仍旧是非常高雅和考究的意大利语,“甚至可以说是优美意大利语的典范”[10]。尽管薄伽丘笔下的世俗爱情并不“典雅”,但是它也并不“低俗”,与现实主义市民诗派对女性的极端物化不同,《十日谈》中依旧有对高雅女性的赞美和对纯洁爱情的歌颂。在“世俗化”过程中,薄伽丘并没有走向极端。他笔下的“世俗”是“真实”的代名词。
 
三、从古典文学到“古为今用”
 
1330年,薄伽丘被正式引荐到那不勒斯的安茹宫廷,他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熏陶,也能够接触到宫廷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青年薄伽丘沉醉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人(如奥维德、维吉尔、斯塔提乌斯和卢卡诺等人)营造出来的文学世界之中,对这些经典著作的学习构成了他日后创作的主要基础。
 
《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渗透了很多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影子,其中“古罗马阿普列乌斯(Apuleius)创作的《金驴记》(Asinus Aureus)就是《十日谈》故事素材的重要源头之一”[11]。
 
然而,对比阅读原版故事和薄伽丘版的故事时,不难发现,在《十日谈》中,爱情和女性似乎被作者更加“温柔”的对待了,作者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而非男性视角进行叙述。如《十日谈》中第五天的第十个故事:皮耶德罗•迪•温奇奥洛外出晚餐,他的妻子趁机在家中与情夫约会,却不料丈夫提早回家,于是她只好让情夫藏身于鸡笼下面。此时恰好来了一头驴子,痛踩鸡笼下情夫的手指,于是奸情败露。然而,皮耶德罗由于自己聃于男色,冷落了妻子,也不便继续追究此事。二人此后只得和平相处。
 
该故事正是出自于古罗马文学作品《金驴记》的第九卷。[12]薄伽丘对于男主角并未做大的修改,只是将原版故事中的磨坊主换成了佩鲁贾的富商,但两位作者关于“妻子”这一角色的描写则是天差地别:《金驴记》中的妻子,是一位“所有女人中最坏的”女人,“那荡妇沾染着不止一种恶习,而是样样俱全,集于一身,就像一个臭茅坑:她凶横而愚蠢,风骚而笨拙,既倔强又执着,谋取一己私利时死不要脸地抠门儿,但在腐化堕落方面又挥金如土,还不讲信义,丝毫没有廉耻心”[13],甚至到了“渎神”的地步。而薄伽丘笔下的这位妻子则是“结实风骚的红发姑娘”,她“年轻貌美,身体又棒”(370)。此外,关于妻子偷情的理由,原著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妻子的“欲求不满”,而薄伽丘则是用丈夫的性取向将妻子偷情合理化。关于故事的结局,原著的妻子被休,情夫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十日谈》中则是丈夫因为自觉理亏,咽下了这口气,从此之后跟妻子和平相处。类似情况的借用或者改编还出现在《十日谈》第七天第二则故事对《金驴记》第九卷中的第五到第七节的一个小故事的套用,同样在处理妻子偷情这件事情上,薄伽丘对于女性抱有更加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可以说,在薄伽丘对古典文学中的故事进行“古为今用”的过程中,进行了更为“人性化”的处理。尤其是当女性以“妻子”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她们不再是理应由丈夫管教和约束的对象,她们作为“人”而与生俱来带有欲望。这与中世纪欧洲的厌女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厌女(misogyny),严格意义指痛恨或恐惧妇女,是欧洲中世纪妇女史研究中一个非常热门和有争议性的词汇和问题,它的历史不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和犹太教传统,更多地是受到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和现实发展的影响。”[14]可见,生活在中世纪晚期的薄伽丘进行这样的“颠覆性”创新,无疑是“人文主义运动”精神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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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中世纪宗教文学到“旧瓶装新酒”
 
在《十日谈》成书的年代,除本土长久以来的拉丁语文学积淀外,以西班牙为入口,欧洲大陆同时也成为了大量东方神话传说的传入地。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寓言故事杂糅在一起。一种以事例为载体的说教故事(exemplum)的文学形式流行开来。薄伽丘本人对这种类型的文学非常熟悉,而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中世纪的拉丁语文学为《十日谈》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来源。
 
“《十日谈》第七天的第四个故事的原型,就来源于《深井寓言》(Exemplum de puteo)。”[15]又一次,薄伽丘站在了女性的视角,他将故事中妻子出轨的原因归咎于丈夫本身的不忠,而非像原故事中那样,将妻子欲望作为一切悲剧的源头。尽管在两个故事中,妻子最终都使用了诡计实现了与情人私会的愿望。但在《十日谈》中,妻子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和羞愧,反而用了一个借口很好地隐瞒了自己的行为。作为讲述故事的一方,在原著中,作者的用意是为了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女人的诡计面前,男人是否有可能保护自己,结论如下:“Nemo est qui se a mulieris ingenio custodire possit, nisi quem Deus custodierit(如果不是上帝保护,没有一个男人能够保护自己,避免落入女人的计谋)” [16];而薄伽丘的故事却是为了证明爱情可以使得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变得十分强大:“哦,爱神啊,你的力量多么大,有多么奇妙!你拥有多少的计策和机智啊!谁追随着你,你就能让谁的头脑一下子开窍,使他们能随机应变,巧言善辩,哪个哲学家和艺术家,过去也好,今后也好,能施展出这样的才能来呢?从上面这些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人的教导和你的相比,都确实望尘莫及。可爱的女郎们,我想再讲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心地单纯的女人在爱的启迪下,竟使出一条妙计,我看要不是爱神,谁也不会使她开窍的。”(438)
 
《十日谈》中另外一个著名的借鉴,就是第四天前言中的第一百零一个故事:一位老年的父亲试图告诉儿子,女人是“绿鹅”是“祸水”,劝他一定要远离她们,然而,儿子的反应却是“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是祸水,对我来说,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美丽、这样讨人爱的东西呢。她们比那些天使的画像还要好看呢”。这个不完整的故事以父亲的恍然大悟结束,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精心教诲要强多了”(248)。这个故事的原创者被认为是大马士革的圣约翰(John of Damascus),一位生活在8世纪的僧侣,他创作了名为《贝尔拉姆与约瑟伐特》(Barlaam and Josaphat)的宗教故事,“是将佛祖的故事‘基督教化’的版本”[17]。此外,类似的故事和传说在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中更是不胜枚举,而“女人变成‘鹅’的故事最终发生在切诺顿的奥多(Odo of Cheriton)所著的《故事集》(Narrationes)中”[18]。
 
不难看出,在薄伽丘对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借鉴过程中,尽管很多故事的情节仍旧保留,但其中的女性形象以及作者借助她们意欲表达的内容却大相径庭,很多时候甚至是相反的。在宗教语境下,女性通常是被规训、贬低和妖魔化的“反面角色”,爱情则是欲望的载体,不是被歌颂的对象。而薄伽丘却“旧瓶装新酒”地利用原本的文学元素站在女性的视角去表达爱情的强大和人性的伟大。原本作为道德宣扬工具的宗教文学经过薄伽丘颠覆性的处理,被重新塑造成了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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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十日谈》的内容方面,薄伽丘对“典雅爱情”的幻想要远远少于对世俗爱情的白描,用接近真实的描述代替了虚无缥缈的幻想;在风格方面,他在继承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更多地选择站在女性读者的视角进行叙述,使得整部作品更加富有人性的光辉;而在题材上,尽管作者从中世纪宗教文学的说教寓言故事(exemplum)中借鉴了很多素材,但却将内容改编得“面目全非”,写作目的也从主张对女性的规训改变为颂扬女性的自由和独立,爱情从一方主导变成了两情相悦。
 
《十日谈》是薄伽丘受到欧洲古典主义文学、“温柔的新体”诗派、现实主义市民诗派和中世纪宗教文学等不同文学传统共同影响的产物,是作者将古典文化与当代佛罗伦萨市民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杂糅”的代表作。其中女性形象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其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等方面,从语史学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古典文学中的“女神”、中世纪宗教文学中的“圣女”“女巫”“绿鹅”,典雅爱情观中的“女主人”“贵妇人”,以及现实主义市民诗中的“欲望”和“肉体”以不同比例融合在一起构筑起来的“女人”。在这里,“女”与“人”同等重要。薄伽丘兼具了古典和现代,融合了典雅与世俗的爱情观,正是他极具个人特色和文艺复兴时代特色的“人文主义”爱情观。
 
① [意]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钱鸿嘉、泰和庠、田青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 方平:《<十日谈>的叙述系统——关于作品的艺术形式的研究》,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第91页。方平在文中将整个《十日谈》的叙述系统分为五个部分,“由这五个部分组成的整个叙述系统是一个框架结构,这不妨比作精巧的套匣:大匣(开场白,十个青年男女的活动)套中匣(100个故事),中匣套小匣(故事中的小故事)。”
[1] Giulio Ferroni.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Dalle origini al Quattrocento. Milano: Mondadori Università, 2012, p.249.
[2] 李蒙:《论<十日谈>中女性形象所反映的女性意识》,载《榆林学院学报》2012年第22卷第1期,第69—70页。
[3] 李星星:《<烈女传>与<名女>中女性形象比较》,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1卷第6期,第 95页。
[4] 王军:《薄伽丘和<十日谈>的另一种解读——纪念薄伽丘诞辰七百周年》,载《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第27页。
[5] [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西洋文化史》,刘景辉译,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296页。
[6] [意]但丁•阿利基耶里:《新生》,钱鸿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7] Giulio Ferroni.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Dalle origini al Quattrocento. Milano: Mondadori Università, 2012, p.246.
[8] 王军、徐秀云:《意大利文学历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9] 王军、徐秀云:《意大利文学历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10] Franco Pierno. Il modello linguistico decameroniano e il suo rapporto con il volgare nel pensiero di Antonio Brucioli. Cahiers d'Études Italiennes, 2008, 7(8), pp.99-114.
[11] Douglas Radcliff-Umstead. Boccaccio' s Adaptation of Some Latin Sources for the Decameron. Italica, 1968, 1(2), p.172.
[12] [古罗马]阿普列乌斯:《金驴记》,刘黎亭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244页。
[13] [古罗马]阿普列乌斯:《金驴记》,刘黎亭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页。
[14] 李桂芝:《中世纪欧洲厌女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载《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第 100页。
[15] Douglas Radcliff-Umstead. Boccaccio's Adaptation of Some Latin Sources for the Decameron. Italica, 1968,1(2), p.177.
[16] Douglas Radcliff-Umstead. Boccaccio's Adaptation of Some Latin Sources for the Decameron. Italica, 1968,1(2), p.191.
[17] W. F. Bolton. Parable, Allegory, and Romance in the Legend of Barlaam and Josaphat, Traditio. 1958,9(14), pp.359-366.
[18] D. P. Rotunda. Motif-Index of the Italian Novella in Pros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1942,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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