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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金瓶梅》研究方兴未艾
2015-03-23 12:48:04 作者:chinaacn 来源:《中国艺术文化》

古典名著《金瓶梅》研究方兴未艾

 


文 京城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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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金瓶梅》研究会和杭州冰凌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首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近日在杭州落下帷幕。《金瓶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世界文学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率先以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毛泽东主席曾经高度评价《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这次研讨会聚焦于作者问题的探讨,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至今仍有争论

在《金瓶梅》留下一个四百多年未解的悬案中,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一直是个谜。在以往的各种说法中,“王世贞说”(以下简称“王说”)流传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首先,明、清两代的文献资料有直接、也有间接阐述《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其次,《金瓶梅》的手抄本源于王世贞家。

2009年3月,浙江学者陈明达先生的论文《作者蔡荣名考》在新华网上发表,接着,国际作家书局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徐仁达、陈明达、赵颂平、夏吟四人合著的《作者蔡荣名说》和《作者蔡荣名说的立论依据》两本书。一个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蔡荣名说”(以下简称“蔡说”)在海内外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而“蔡说” 能后来者居上,除了“蔡说”以“王说”为立论基础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徐仁达、陈明达等所提出的“蔡说”,以许多史料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王说”。他们认为蔡荣名是王世贞的门客,是王世贞聘请来做“枪手”完成《金瓶梅》作品的。蔡荣名在王世贞的指导下,以王世贞的思想、不幸经历以及授意为核心,创作了《金瓶梅》。这一学说使人眼前一亮,合乎情理地解释了王世贞亲自策划创作《金瓶梅》的可能性,同时也呼应了金学界关于《金瓶梅》可能出自一位才子的猜测。

国际《金瓶梅》研究会会长徐仁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凌鼎年和学者黄匡等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反映中国农耕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以及讲述的故事和宣传的文化,都说明其创作地在浙江黄岩弇山园。专家所指出的六个论据中,尤以在《四库全书—弇洲续稿》和蔡荣名的《芙蓉亭诗钞》都记载着王世贞赠给蔡荣名的两首诗最有说服力。这两首诗记录了《金瓶梅》从初稿到成书的整个过程,是“蔡说”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诗的题记和诗文的内容,记录着王世贞把蔡荣名请到自己的家里,住在他的私家花园——弇山园里整整两年。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王世贞交给他的任务,王负责出版,蔡荣名同意隐姓埋名。

“蔡说”讲述论证的就是以上整个《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因此“蔡说”认为:在创作《金瓶梅》的过程中,王世贞的角色是“制片人”“导演”“发行人”,蔡荣名仅仅是执笔者、编剧而已。

 《金瓶梅》中特有的黄岩方言,江南特色的饮食文化和黄岩特有的食品,台州黄岩历史名人,以及书中的天台山历史文化,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论证同一个命题,在逻辑上可以相互印证和互补,形成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集,使“王说”和“蔡说”的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和完整,所以说《金瓶梅》作者是蔡荣名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

徐明达和赵颂平在《金瓶梅》的研究中,还对“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有所论述。一是“主要影射讽刺对象说”。《金瓶梅》在社会上流传以后,人们早就看出它是一部“指斥时事”的书。可是几百年来,人们只知道书中影射讽刺谩骂对象是严嵩父子。可是,学者们在研究《金瓶梅》时发现:王世贞虽然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但是,王世贞已经利用创作戏剧《鸣凤记》,把严嵩父子骂够了。在《金瓶梅》中,王世贞要骂的不一定是严嵩父子,可能还另有其人?学者们在研究王世贞时还发现,王对张居正也积怨颇深。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年进士,张居正掌权时拉笼王世贞,因政见不同,不相为谋。此外,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个人恩怨。

王世贞恨张居正,在他的作品中有攻击张的蛛丝马迹。《金瓶梅》创作时,虽然张居正已死,但王世贞的文学地位及修养都决定了纵然对张居正有诸多不满,不便公然指责这位故去的内阁首辅。于是只能请自己欣赏的蔡荣名通过隐姓埋名的方式进行《金瓶梅》的创作,抒发对张居正的愤恨之情。作者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挖空心思地将“张居正”写进《金瓶梅》中,进行无情地鞭挞。张居正可不比严嵩,为此唯有把作者姓名隐去,方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发现《金瓶梅》影射讽刺的主要对象为张居正以后,《金瓶梅》中有些谜题,如作者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的原因也就迎刃而解了。

兰陵笑笑生笔名新解

在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中,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中国人重乡土观念,在署名时挂上郡望(即籍贯),可说是中国古人的通例。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兰陵当作地名,但结果是无论山东苍山县兰陵镇,还是古时曾名兰陵的江苏武进县,山东峄县,都找不到笑笑生,也就是说只有兰陵而没有笑笑生。兰陵不是地名,那是什么呢?“蔡说”认为:“兰陵”是酒的代名词,就像“杜康”一样。那么笑笑生呢?学者们认为笑笑生是同音假借,小生是南戏中的男主角,“笑”黄岩读音近于小,笑笑生即小小生,也就是现在说的小青年。

“兰陵笑笑生”就是嗜酒的小青年,贱称酒徒。这里要说明的是,嗜酒现代人认为是陋习,称为“酗酒”,而古代人可不这么看,喝酒是男子汉的本色,就像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个个烂醉如泥,他们的嗜酒轶事历来都被人们传为美谈。

“蔡说”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明代黄岩人蔡荣名,他以兰陵笑笑生为笔名,以酒徒自诩,是其性格使然。从蔡荣名存世的诗集《芙蓉亭诗钞》中可以看出,蔡对大文豪王世贞十分崇拜,以能得到王的赏识为荣。由此我们推断,兰陵笑笑生是蔡荣名从王世贞的赠诗中得到启发而拟定的,王世贞诗曰:“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去,古义为离开,陶陶,快乐的意思,陶陶酒人,即快乐的酒徒,也就是说你离不开一个快乐的酒徒的本色。蔡荣名就以笑笑对陶陶,以兰陵对酒人,兰陵笑笑生,也就是快乐的酒徒之意。

《金瓶梅》作者蔡荣名精通古文辞,还可以用古文辞破译兰陵两字。《尔雅-释草》《说文解字》解释:“兰,香草也。”“陵,草名,苕,陵苕,一名为陵时(现在叫凌霄花)。”“蔡,草名。”原来,兰、陵、蔡都是草名。因此,作者挑了兰陵作谜面,蔡为谜底,让后人射虎。《尔雅-释草》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草的花谓之荣,这句话说的多好啊,如果兰陵两个字,“兰”诠释为草名的蔡,“陵”亦当做草名,草谓之荣,草名谓之荣名,兰陵就是蔡荣名,兰陵笑笑生就是蔡荣名笑笑生。

“兰陵笑笑生”即是丁惟宁

大约在2000年前后,学者张清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是明代的山东人丁惟宁。“因为无论从身份还是个人经历来说,丁惟宁都比较符合条件。”对于丁惟宁说,山东诸城学者王夕河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目前最早的《金瓶梅》版本来看,其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借音字:“什么叫借音字?就是说方言,但是没有一个统一规定来写,于是就借着音相似来写的。可以这么说,《金瓶梅》中有大量的借音字,如果从借音字上来思考的话,或许就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王夕河认为,所谓的“兰陵笑笑生”这五个字,全部都与借音字有关,或多或少的透露出了《金瓶梅》的成书地点和作者身份:“‘兰’字在方言中还读‘连’音,‘连’与‘莲’字在古时候是通用的,所以说‘兰’字其实是借音指‘五莲山’的‘莲’字。”而在古时候,“陵”字还读“卢”音,而“卢”与“庐”在古时候也是通用的。此外“笑”字除含讥笑、嘲笑的意思,还是“修”的借音字,有修身、逍遥之意思。“生”在古代经典中常与“身”字互用,二字在山东方言中可同声互用。以此来联系,那么这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或“莲庐修修生”应该就是当年隐居于五莲山的丁惟宁。“因为当时五莲山附近,也就是距离丁惟宁隐居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山沟,就叫做‘兰陵峪’。”

诸城方言写就《金瓶梅》

事实上,在金学研究领域里,流派颇多,而各种争议更是数不胜数。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流派,无论是在争议中持何种观点,大部分金学研究者认为,《金瓶梅》中含有大量的山东方言,鲁迅就曾说过;“《金瓶梅词话》……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郑振铎也曾表示:“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但是《金瓶梅》中所运用的,是山东哪一地区的方言,其作者本人与该地区又有着何种关系,却始终没有定论。

山东诸城学者王夕河研究《金瓶梅》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字和词语,都是诸城的方言。王夕河认为:“在《金瓶梅》第二十二回中曾写道:“……打发西门庆出了门,在厢房内乱厮有成一块……”“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诸城方言。”王夕河发现在诸城甚至潍坊很多地方,人们在读r的音时往往会读成“y”,例如吃肉(rou),在当地的方言里会读作“吃肉(you)”,“即使是现在,几个孩子在一起玩闹,我们诸城方言会说成是:‘他们又撕揉在一起了’。”因此王夕河认为,原著中的“厮有”,其实就是撕揉的借音字。

王夕河说类似这样的方言,在整部《金瓶梅》中还有很多很多,例如诸城人说“做饭”为“奏饭”,说“做什么东西”为“奏什么东西”,“奏”即是“做”的意思,而在《金瓶梅》中,这样的案例也出现了。此外,“谷都嘴”“剌扒着腿”“股嫩腿”“干营生”“戳摸路儿”“扬长而去”“哄反着”“狗搜着”“霸拦”等诸城或山东方言,在《金瓶梅》中随处可见。“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诸城人,是不可能如此熟练地运用这些方言的。”

关于西门的皇室影射

中国社科院学者孙立峰研究认为,作为古代商业基层官员,西门庆身上问题重重。但是他身上最具争议之处:他顶戴五品掌刑千户,不但属于官商而且吏归皇家。说到官商,西门庆身体上的官商属性是明白无误的。明朝一代兼商官员的西门庆身在《金瓶梅词话》里面项戴五品,实际职务乃相当于民国时代地委驻派副厅级专员。

说到西门的皇室影射,更属“索隐派”翻版。对此一说,更是早有国际文化人士以为,《金瓶梅词话》里面的西门庆等一干人物形象影射了明代万历年间神宗及爱宠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的花妖情事。

过往大历史上,无论哪朝,只要说到明代期间四大奇书之首《金瓶梅词话》,恐怕就势必会与稍后的世情小说《红楼梦》做一个硬性比较。其中最为直接一说是《红楼梦》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沿搬了《金瓶梅词话》的创作套路甚至人物模式?乃至习学了《金瓶梅词话》里面的西门庆人物形象影射明代万历年间神宗及爱宠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的花妖情事?因为“索隐派”坚执地认为《红楼梦》明显影射了清代创世祖福临与董鄂妃子的清宫迷彩?《金瓶梅词话》如此细奉书写皇宫内室,所以令人怀疑《金瓶梅词话》作者是不是太监之类?

关于西门庆的复姓

关于西门庆的复姓,学者孙立峰认为历史上的复姓多多源于秦朝一代所谓“戎狄”族名。比如:先秦时代便有如此复姓:公孙,司马,轩辕,公羊,南宫,澹台,东郭,百里,呼延,令狐,慕容,万俟,夏候,等等。先秦古姓。又比如:北方民族所谓的“女真”则另有民间世态古方读法为:“宗政”至于历史上不断争传中《金瓶梅词话》主人公西门庆一直拥有满族血统,复姓“西门”其实也是“伊万”。“伊万”在古音读意上面居然还是西方著名影星伊万麦克莱恩的现姓,所以说《金瓶梅词话》的男一号拥有早期满族血统,侧面意图在于满族血统之下的西门大官人的生活圈子,并非发生在山东地方或者吴越江南。而是活生生的存活在当时北方的北平宫城。

当初北平时候明朝地方有一土语:“您早办?”这一句所谓“您早办”相当于今日京城百姓的问候语“您早?”此一问式言在《金瓶梅词话》里面第二十九回中间,便有西门府上孟玉楼朝着潘金莲说出口。另外还有,京腔京字的“得”,意为“行或成”,更是在《金瓶梅词话》里面第三十五回里面由李瓶儿随口发生。至于西门府上老大姨姐吴月娘总是爱说什么“滴溜着”或者“白眉赤眼”等,应当更是明代京话乃至后来口头满语的民风沿伸。

《金瓶梅》学研究方兴未艾

浙江太仓学者吴骏通过研究王世贞之父王忬被处斩的内幕,发现了王世贞进入中年后文风大变的原因。这些重要史料的挖掘,都可以认为这次研讨会对于金学研究的意义,是以往金学会议所望尘莫及的。北京作家舒子原、福建学者曾筱霞等学者认为,这次研讨会开启了《金瓶梅》研究的新时期。目前《金瓶梅》研究的地方学派出现了一个误区,便是研究作者的目的在于为地方经济服务。为改变这种情况,今后的研究可以以作者研究为切入,深化研究《金瓶梅》的美学和社会价值等,开拓金学研究的第二战场——让《金瓶梅》健康的被认识,健康的传播,为金学研究的可持续进行铺展道路。

国内外对金学研究正方兴未艾,《金瓶梅》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其作者研究难度最大。目前,金学研究分化出学院派和地方学派两大不同的发展支脉。今后《金瓶梅》的研究可把握以下原则,对“蔡说”的论证才刚刚开始,有必要进一步收集材料,完善论证。例如:蔡荣名为什么去王世贞家里?王世贞为什么选择蔡荣名?他们之间的协定创作有何证据?

《金瓶梅》影射的对象究竟是何人等等?《金瓶梅》的重要特点是地域性明确,主要是指运河流域商品经济发展和市镇的民生百态,在作者成书的过程中留下了南北镶嵌的创作痕迹。地方学派往往热衷于对金学的方言研究。而对于方言的研究,还应注意人口迁徙导致了方言的复杂化。要界定方言的特有性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言风貌,以及创作者的个人经历,是否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区域的方言。

老舍先生曾将《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版

1925年至1928年,老舍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的三年时间里,帮助英国人克里门特•艾支顿将《金瓶梅》译成了英文版。这是老舍先生为中英文化交流做出的突出贡献的一个代表事件。一九三五年《金瓶梅》英文版出版发行,英文版《金瓶梅》分四册,羊皮封面,烫金书脊,出版规格非常高,印刷非常精致。艾支顿就在该书的扉页上写下了“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的字样。并在序言中把老舍对其的帮助给予了充份的肯定,称“当初如果没有舒庆春先生的慷慨承诺,我是没有勇气来接手这份庞大的艰巨的翻译工作的。”

舒乙先生称精装英文版《金瓶梅》目前在国内仅有两套存世,台儿庄古城中的《金瓶梅》展馆应该有一套,如果没有,那将是一件憾事。据说舒乙先生还向记者介绍了该书在翻译过程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趣闻。据说老舍先生帮助克里门特•艾支顿翻译《金瓶梅》时,艾支顿将《金瓶梅》中所有涉及关于性的描写部分全部用古希腊文来代替,由于英国读者不懂古希腊文,因此,当读者读到这些用古希腊文描述的情节时,就等于略过了。但后来有一个好奇的英国人把这些用古希腊文代替的描述单独摘抄出来,全部译成英文后出版成为了一本单独的小册子,成为了该书的一个补充本。

毛泽东五评《金瓶梅》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毛泽东很看重《金瓶梅》,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毛泽东将《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认为《金瓶梅》不可不看,但“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毛泽东酷爱读书喜发议论,毛泽东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泽东当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

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股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窳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毛泽东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并多次评价它,全在于《金瓶梅》的写实性,《金瓶梅》是中国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金瓶梅》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内容显然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而《金瓶梅》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惟其细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明史专家吴晗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现在,《金瓶梅》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前《苏联百科词典》及《法国大百科全书》,都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文学评论家们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

 


文 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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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起手校订《金瓶梅词话》,至今近二十年,一共出过三个本子。在这之前,我从事红楼梦业余研究,校点金瓶梅是应友人之请。朋友开的出版社生意淡薄,想出点赚钱的书。着眼海内外华人市场,看中了金瓶梅,计划出一个不作删节、比较可读的本子。我对金瓶梅认识无多,文化大革命中曾翻过上海中央书局的襟霞阁本。私心以为既然海峡两岸学人已经出过好几个校本,抄抄拼拼,择善而从,不见得很难,便轻易答应下来了。岂知着手做起来困难重重。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来整理这部王利器先生称之为“有明之大百科全书”的古典长篇小说,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工具。只好临急抱佛脚,请朋友相助,向专家们求教。为弥补知识的不足,我开始习学星相术数,涉阅佛典道藏;研究科仪宝卷、释道疏式;收集有关方言和俗字的资料。边干边学,1987年勉强完成第一次校订,出版了《全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星海文化有限公司)。

“全校本”在读书界的反映似乎还不错,但没有赚到钱,朋友把出版社关掉了。我却欲罢不能,只好横下心利用业余时间把校订工作做下去,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少错误、可读性较高、接近原著的词话本。经过五年的努力,1993年完成第二次校订,出版《重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90年完成第三次校订,出版影印《梦梅馆定本金瓶梅词话》手抄本(香港梦梅馆),现正找寻出版商刊行排印本。当然,所谓“校定”,纯属主观认定,并不意味这个三校本如何完善,只表示因年龄和健康,自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现在出版这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就是三次校订积累下来的、经删汰合并的札记,算是向梦梅馆本的读者做一个交代。

一、《金瓶梅词话》的成书与流传版本

校书虽小道,并非易事,校《金瓶梅词话》尤其困难。段玉裁曾说过:“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是非最难。定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

金瓶梅词话传世有三个本子,一个在中国、两个在日本,实际上是同一刻。但问题是这个《新刻金瓶梅词话》既标“新刻”,是不是还有旧刻?既曰“词话”,是否本来就属艺人的说唱材料;既名“金瓶梅”,和同名的廿卷本又是甚么关系,孰先孰后?不解决这些问题,无法定底本之是非,一切关于文本的立说,均属无根之谈。目前,金学界对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传承问题看法分歧,我只能谈个人的认识,而这些认识是指导我整理和校订《金瓶梅词话》的基础。

《金瓶梅词话》和先前几部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原是“说话”,明朝嘉靖、隆庆、万历间流行于运河区的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学。以平话为主,配合演唱流行曲。起初叫《金瓶梅传》,编撰者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可能与源流久远的“罗公(贯中)书会”有关。听众则为河上工商、市井小民。由于这个接枝《水浒》的新段子贴近生活、语言鲜活,骂皇帝,骂贪官,出文人洋相,又穿插性故事,唱曲子,有声有色,受到下层群众欢迎,不久就传进上层社会文人圈子。起初是些不足本,所以就有袁中郎等一班文人的传抄和搜集。在辗转抄录过程中,有人将说-听的艺人场子演出本,改编为供案头阅读的说部,就是“为卷二十”的说散本。笔者就其人文属性称之为文人本。金瓶梅在成书阶段,就出现艺人本和文人本两个版本系统。

艺人词话本虽是母本,文人说散本改编自艺人本,但万历末天启初刊行的是文人改编、有丁巳弄珠客序和廿公跋、名为《金瓶梅》的第一代说散本。文人改编本市场反映甚佳。书林有人不久又找到另一本有欣欣子序的《金瓶梅传》,因讹误严重,并有破失,拟据文人改编本《金瓶梅》校补刊行。后来发现工程太大,只好中辍。只把文人本《金瓶梅》的53-57回拿来补缺,录入该本弄珠客序、廿公跋以作招徕。为有别于先出的说散本《金瓶梅》,更名为《新刻金瓶梅词话》。详细的论证,参拙作《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

十卷本词话在天启末崇祯初刊出后,因为讹误太多,可读性不高,始终若存若亡,入清不久即湮没。可幸沉埋三百年后,却重现人间。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虽没有流传下来,但第二代说散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却流传下来了。根据这两个本子,我们大致可以弄清金瓶梅的成书经过和版本系统的演变。

《新刻金瓶梅词话》原刻1932年在我国山西介休发现,由北京图书馆购藏。此本一百回分装二十册,缺封面扉页。第五十二回缺七、八两页(四个单面页),全书刷印质量好,保存也好。中土本的特点是有朱笔的校改和评语(属不同笔迹),全书朱墨灿然,虽有个别墨改,仍可分辨清楚底本原字和后人改字。1933年马廉等醵资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出版,因资金不足,不能朱墨两色套印,只用单色,且略加缩小。结果原书朱改变为墨改,面目顿非,产生反效果。抗战前夕,中土本连同其它北平故宫珍贵文物运美国保存。1965年美国交还台湾国民政府,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馆。1978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朱墨二色套印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还原原尺寸大小,所缺五十二回两页则用日本大安本补上。但联经并非直接据中土本照像分色制版,而是用傅斯年藏古佚小说刊行会印本放大成原本尺寸复印两份,一作原文,一据故宫原本描抄朱墨评改,“整理后影印”。所以出现正文虚浮湮漶,朱文移位、变形、错写的现象,实为美中不足。

1957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复印古佚小说本。因为已看不到原书,负责整理的编辑又情不自禁的想改正一些“显著的错误”,造成失真。1980年再印,续有“加工”,去真愈远。1982年香港中华书局以“太平书局”名义印行、行销海内外并被大量盗印的《全本金瓶梅词话》,即此本。据笔者统计,此本移改(挖去原字、补人另字,看不到原字及改动的痕迹)近四十处。有些原文不误却被误改,贻害甚大。

日本两本词话,一藏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一藏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慈眼堂本在1941年被发现。一百回,分装十六册,缺封面扉页,内文缺五页。战后日本出版界曾计划将之影印,但慈眼堂本鼠患破损严重,且保存不善有湮漶。栖息堂本1962年发现,一百回,分装十八册,亦缺封面扉页,内文中缺三页。两东土本是素洁原刻本,无点改批语。可能自宝永前传到日本,也沉埋两百多年,没有人看过。像中国一样,日本流行的也是竹坡本。另外京都大学图书馆有残本23回,完整者七回,发现较中土本早,但并未被引起注意。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以栖息堂本为主,采用慈眼堂496个单面页出版“配本”。两本仍凑不全,九十四回采用中土本两个单面页。所以日本大安本是个百钠本。实际上,现今存世三个词话本,没有一个是完本。

传世的三本词话,是否同一刻呢?日本专家在影印大安本前,曾将日本慈眼堂本、栖息堂本,与我国古佚小说本逐页对过,认为三本是同一刻,只栖息堂本第五回第九页为异版。日本大安本出版后,魏子云先生将之与故宫的中土本逐页对过,也认为是同一刻,只是刷印有先后。笔者八十年代校订词话,开始以联经本为底本,发现有些文字与大安本有出入。如总回目第五十二回“潘金莲花园看莫菇”,大安本作“莫茄”,中土本亦作“茄”,墨改“菇”。至古佚小说本重描已看不出底本原“茄”字。国内有些研究者持词话“两刻”“三刻”说,可能依据的是失真的文学古籍刊行社的翻刻本,没有看到原本、甚至连古佚小说本也没有看过。至于举证谓某些句点不同云云,更是脱离常识。因为没有哪位书商会为一些句点不对,而花巨资重刻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大书,何况词话的句读本来就一塌糊涂。

三本词话虽一刻,但刷印既有先后,保存有好坏,各本的质量也就有差别。慈眼堂本、栖息堂本我们看不到,只看到其抽配本大安本。据日本主其事的长泽规矩也教授介绍,“慈眼堂所藏本大概是稍稍早些的印本”。“两本都因破损有文字泯灭之处”,栖息堂本“多一些”。慈眼堂本更有鼠害,所以影印本仍以栖息堂本为主。栖息堂本是后刷本,因为第五回第九页两板片残损或遗失,才据《水浒全传》有关文字重刻顶补。也因为后刷,原板的匡郭、界线、文字渐磨平,笔划密集的地方变成墨点。长泽教授等对日本两个词话本的分析还算客观,对中土本则颇多偏见。大概出于争胜的心理,他们指北京图书馆藏本“不但随处见墨改、补整,而有缺叶”。大安本“完整”,“胜过了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云云。

长泽教授和马廉熟捻,民国22年曾预约购藏古佚小说本。自云在北京马廉处看过王孝慈的藏图,他应该知道古佚小说本“随处可见的墨改”,原是朱笔的。至于“缺叶”,慈眼堂本、栖息堂本更多。不可思义的是,大安株式会社用东土两本都“配”不齐,只好采用中土本一个双面页,却又不敢公开承认,偷偷将之列在《日光采用表》中,在编辑《例言》中却大言“今以两部补配完整”。这种小眉小眼的做法实在有失学者的风度。

但是笔者还是佩服日本出版界的认真和负责精神。大安本没有改字,却有描润,只要仔细看看欣欣子序和弄珠客序即知。虽然文字清晰度远不如中土本,但是保持了原刻素洁的面目,而且最后附了一个“修正表”,列出印刷上不鲜明、不清楚的字385个。注明卷、回、页、行及正字,方便读者。所以笔者校订《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是以大安本作底本。但却不免感叹,大半个世纪过去,两岸的官方出版机构或学术团体,并未尝试单独或合作照原样地影印出版这份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学遗产。据说失真的文学古籍刊行社本翻印累计已达四千套。为什么有关出版社不派一些专家到台北故宫对校原书,学大安本制一个“修正表”附在书后,以示负责和便利研究者呢?

二、金瓶梅说散本明清一枝独秀

金瓶梅艺人本虽然是原典,明代首先刊行的却是文人改编的说散本,明清三百多年流行的也是说散本。说散本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虽然改编自艺人本词话,所据却非今本词话,而是另一个艺人本。因此,在今传的三个词话本属同一刻的情况下,第一、二代说散本对校订今本词话,便具有等同“别本”的意义。很可惜,万历末年初刻的第一代说散本并没有流传下来,但通过第二代说散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今本词话,我们仍然可窥见这个本子的某些特点。

第一代说散本书名《金瓶梅》,有廿公跋、东吴弄珠客丁巳序,一百回,分二十卷,有简单眉评,无讳字,无图。第一代说散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去词话化,大量删去与内容无关、纯为演唱娱众的词曲。每回结尾已不用“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改以一联或一诗作结。去水浒化、去低俗化也开始进行。第一回是否已改写为“热结”“冷遇”不能肯定,但艺人本一些针对下层听众的劝世、讽世的回前诗、格言,已换上文士才看得懂的雅词。用较易了解的语言代替土语方言。第一个说散本刊行在吴中(苏州),可能就是沈德符带回的本子,书商后来找人补上原缺的53-57五回。

文人本比艺人本好读,所以受到出版界、读书界的欢迎。也正因为行销不错,这本既无作者又无书林牌记的投合当时社会淫靡风气、暴露统治阶级腐败堕落的匿名世情小说,引起书林人士的凯觑。机灵的出版商马上组织人加评、刻图、改文(包括帝讳),在崇祯初年推出第二代说散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崇祯本。

第二代说散本在崇祯年间出过许多本子。美国韩南教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东亚访书,写成《金瓶梅的版本及其它》,提到“乙版本”(即祟祯本)有十种。其中残本三种,抄本一种。周越然本因未目验,只注中提及。经历战乱和革命,半个世纪后现存崇祯本有八种:1.北京大学本;2.首都图书馆本;3.天津图书馆本;4.上海图书馆甲本;5.上海图书馆乙本;6.日本内阁文库本;7.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8.日本天理大学本。

前两种、后三种韩南先生曾介绍。对崇祯本,中日专家如孙楷第、鸟居久靖、魏子云、王汝梅、刘辉、黄霖先生等都做过考察,有所评述。黄霖先生据诸本的眉批字行,分为二字行本(王孝慈本)、三字行本(内阁、东洋)、四字行本(北大、天理、上甲)及综合型本(上乙、天图)四系。笔者认为仅仅根据眉批字行来区分崇祯本版本系统,不够周全。也许分为两大系统更合适。一为北大、天理本,上图乙、天图本属于这个系统:有弄珠客序、无廿公跋;二百幅图,眉批四字行为主,开本行格较阔大,有一至两个“词话”的卷题。一为内阁、东洋本,首图本属这个系统:有弄珠客序、廿公跋,图百幅,眉批三字行为主,开本行格较紧缩,卷题“金瓶梅”。凡两系内容文字相异之处,内阁系趋同词话;北大系趋同竹坡本。上图甲本其它均同北大本,独内容文字多同内阁本,这也可见版本问题的复杂性。

祟祯本两大系统,内阁系较接近第二代说散本的原刻形态。此本疑为崇祯原刻本的简本,所以扉页独标“原本金瓶梅”字样。详细论证,请参阅拙作《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其实,从文字上说,两个系统的本子差异非常之小。齐烟、王汝梅先生曾做过简要的会校,可参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

第二代说散本崇祯间极为风行,各种本子竞出。即使明清易代,在南方一些城市,《金瓶梅》仍大行其道。康熙中张竹坡曾谈到:“目今旧板(指未经他批评的第二代说散本)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不过金瓶梅“以宋写明”,满州女真族就是金人的后代,努尔哈赤政权曾自称“后金”。书商为避免触犯清朝新统治者,便着手删去书中存汉民族意识的碍语。郑振铎《世界文库》校刊《金瓶梅词话》,采用对校的王孝慈所藏崇祯本,已将“夷狄”“匈奴”“胡虏”等字样删换。张竹坡所据就是这类本子。

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是第三代说散本,也是清代二百年中销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本子。竹坡本与前两个说散本不同,重点不在文本整理,而在于导读评点。由于他已经接触不到十卷本词话,所据是北大系本子,所以一些异文属于编辑改字,并无重大校勘价值。张竹坡将《金瓶梅》解读为“世情书”,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诠释作品意蕴,继金圣叹之后为知人论世的小说批评理论提供某种典范。但竹坡本也有评点派的通病:没话找话,牵强附会;装腔作势,故弄玄虚。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有许多本子,戴不凡先生等认为康熙乙亥在兹堂本为初刻本。此本独标“李笠翁先生著”,反映张竹坡初出道对自己的品牌尚无信心,需要顶着前辈的招牌行走江湖。《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充分表达他出书前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担心负上刊刻淫书的恶名,受有司的追究,为当世君子所不耻。他说社会上金瓶梅到处发卖,并未禁止,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翻印者,他只是评者。通过评点,他“洗淫乱而存孝梯”,等于劈了金瓶梅的版,为名教做了好事。“兰不当户,锄之何益,不锄何害”?一片乞怜之态、惧祸之情。想不到一炮而红。张竹坡评本成为畅销书,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所以才有版权问题。那些打着“张竹坡原本”“彭城张竹坡批评”“皋鹤堂藏本”“本衙藏本、翻印必究”等等字样的,不用说,是后刻本。《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也收起了,以免显丑。既然吃香,当然就添食,所以也就有伪托的床上叠床的回前批。刘廷玑《在园杂志》谓“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其意只是指逐回分段批点,恐不能理解为逐回都作了回批。

鉴于中国文化泛道德主义传统,对性始终是一种禁忌。清朝政权巩固后,康熙、雍正、乾隆诸朝均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严禁民间宗教和淫词小说。乾、嘉开始出现删除秽语的节本金瓶梅。吴晓铃先生曾收藏一部大字精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无眉批夹批,删去秽语。吴先生谓“从字体的风格看来,应属清代乾隆前期书法;从文字的内容看来,应属明代崇祯间刊本金瓶梅的系统”。嘉庆有济水太素轩《金瓶梅奇书前后部》,属简本。民国初年,上海相继出现几个洁本的排印本。上海存宝斋《绘图真本金瓶梅》,一百回,1916年出版。无秽语,改写了二、三、四回。托名王元美,不可信。不仅正文、回目沿袭竹坡本,文中夹评亦竹坡评。郑振铎指为蒋剑人辈“乱改乱删”,黄霖谓可能出于王文濡手,似嫌武断。也许蒋、王辈改写了前三回,但删秽语绝非出自他们之手。此本1920年曾再版。

《古本金瓶梅》,卿云图书公司1926年出版,删去《真本》之评注,引首诗词,文中韵文、赞词及联语亦多删除,结联偶有保留,文字作了润饰加工,洁净流畅,可读性较高。可以说,金瓶梅的去水浒化,去词话化和洁净化至此完成。《古本金瓶梅》又有襟霞阁主重编本,上海中央书局印行。因见卿云本畅销,四年印了四版,乃因《真本》之王昙《考证》曾说赵翼于袁枚处见一原本,假造袁枚跋及明嘉靖观海道人序,以掩饰对卿云本的盗版。回目统改八字联,文字间有改动。此本出版后即爆发抗战,继之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此类书都移到香港、台湾出版,国内已罕见了。

三、为建立金瓶梅新文本而努力

说散本金瓶梅基本保持艺人本词话的故事内容和叙述形式,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这是流行明清两代的主要原因。但是说散本也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使我们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第一,说散本没有较好的补足原缺的53-57回。文士们曾长期搜求而无所获,最后书商以“陋儒”续补的“这五回”顶替。补作当然不容易,但由同时代人捉刀,还是比较容易的。既然高鹗可以将曹雪芹的《红楼梦》续上后四十回使成全璧,我们对明季文士的要求并不算过分。当然,正统文人对于像金瓶梅艺人本这样的俗文学,也许真的无能为力。其次,说散本发展了艺人本词话的消极面。词话并非淫书,但确是有一些淫秽的性描写,也许这是大众消费性通俗文学的特点,所谓“不裹不欢”。不过,词话这类描写也像征歌逐舞、酒筵宴会一样,只是作为感官生活的一部分,并无着意渲染。但到了说散本,却统统上了标题,甚么“香腮偎玉”“露茎独尝”“带水战情郎”“露阳惊爱月”“哭躲温葵轩”“解渴王潮儿”“娈淫少弟”“暗续鸾胶”“戏钏”“烧阴户”等等,而且一一出相,成为春宫图。《金瓶梅》淫书的恶名,主要是说散本造成的。最后,说散本不仅删词曲,还大删细节,影响原书的实感、丰腆和多姿。词话底本讹误多,正确的做法应是仔细校勘,去误存真,尽量恢复其原来面目。说散本编纂者却把费解的地方干脆删掉,为“通”而牺牲“真”。《校读记》中有很多例子。如第七回,是词话摆脱对《水浒》的傍依,展现独立的叙述风格的一回文字,对话生动而人物性格活现。说散本删简,已近于“陋”的地步。

幸好词话本留传下来了,使我们得以对照,看到说散本的善与不善。徐朔方先生说,词话本重新出现以后,崇祯本、竹坡本“就不再有它以前那样的重要性”,这是正确的论断。

金瓶梅词话在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它是写实主义的原创性的母体文学。它提供的不是像我们在《三言》所看到的某些社会生活片段,而是近乎照像式的社会生活全景和原型。词话的生活容量没有哪部中国古典小说能望其项背,它的言语是当时说书艺人的白话,鲜活生动,在古典小说中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可并驱争先。但是艺人本词话讹误太多,作为一个读本,即使是知识阶层也难以接受,所以终于沉沦。议论不能代替文本,要显词话本的好,就要清除它身上的污垢。也许正因为认识到这样的道理,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出版《新刻金瓶梅词话》后,许多学者即投入了校点、整理这本书,为建立新的金瓶梅文本而努力。

一、郑振铎校点《金瓶梅词话》,分刊于其主编《世界文库》第一至十二册(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5月-1936年4月)。以王孝慈藏崇祯本校勘,有详细校记。删去秽语(注明字数)。因《世界文库》停刊,只刊出33回。相传删节标点出自傅东华手。

二、施蛰存校点《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五册,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七种”,1935年10月印行。全书分段、标点(句号、引号、冒号)。间改正明显错字(有误改),删去秽语,注明字数。据传此书是公司出钱雇人校点,施蛰存只负责删秽语。中央书局用同一纸型印作襟霞阁“国学珍本文库”第一种。此本校点水平不差,战后还翻印过,是流传较广的词话本。

三、刘本栋校订《金瓶梅》,一百回,台湾三民书局“中国古典名著”本,1980年3月印行。无插图。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政乱,词话文本的整理在台湾地区重新出发。1965年,美国将原北京图书馆的词话原本交给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后将之影印出版。刘本、增本都在同一年面世。刘本全书分段、标点;删秽语(未注字数),书后附简单释词。此本最大特点,一是虽没有出校记,却据崇祯本、竹坡本、甚至古本金瓶梅来改正词话的一些错误。二是统一一些字词。如人称代词的多数,本书用“每”、“们”,刘本统一为“每”。用现在流行的字词代替至今已不流行的书中一些早期白话词语。经过整理,词话的可读性提高了。如果说,《金瓶梅词话》过去的读者只限于文史研究者和较高文化程度者,刘本则将之推广到广大的具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所以,直到今天,刘本仍是海外华语区拥有最多读者、比较易得的金瓶梅词话文本。

四、增你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全标点本《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三册。附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三册。1950年底印行(魏注版行已到1981年5月)。全文无删节,插图二百幅,卷首有侯健《金瓶梅论》、毛子水《序》、魏子云《导读》。卷末附《金瓶梅编年纪事》《古(俗)今字对照表》。被认为“是一种基本上忠于原刻本的排印足本”(巴蜀书社《金瓶梅大辞典》)。本书之标点较准确、生动,相信出自魏子云手。笔者曾问过魏先生,魏先生说是三位年轻大学毕业生搞出来的。但是既然有毛子水序在头上,店老板谢成均岂敢掉以轻心。笔者相信,最后校定者是子云先生。

五、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1985年印行。删去秽语注明字数。除崇祯本、竹坡本、容与堂本水浒传外,还据《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及明本戏曲校正书中的文字和词曲。似乎参考了今人的校订成果,但序中没有提到。每回后附校记。戴本是官方出版社第一个金瓶梅整理本,旨在供研究者之用,具相当的科学严谨性。作为文学作品,可读性似嫌不足。

六、白维国、卜键《金瓶梅词话校注》,一百回,岳麓书社1995年8月印行。有顾问冯其庸序。无插图,略删秽语,注明字数。以日本大安本为工作底本,参校崇祯本、水浒传等及近人校本,回后附校记。此本最大特色是注释详明。梦梅馆重校本有陈诏、黄霖注释,虽属首出,但较简略。白卜本均一一注明语源和典故出处,帮助读者了解词话很有用。

在这期间,有些单篇论文,如白维国《金瓶梅词话校点兑商》、鲁歌、马征《金瓶梅正误及校点商榷》,虽是对某一文本的校订进行商榷,但对正确理解词话的语句,建设新文本是有贡献的。同样有些非词话系统的金瓶梅本子的整理,也起到同样的作用。秦修容《会评会校本金瓶梅》以张竹坡本为底本,校以词话本和崇祯本,写成巨册校勘记,完成了郑振铎《世界文库》没有完成的工作,填补金学研究一项重大空缺。刘辉、吴敢《会评会校金瓶梅》除崇祯本、竹坡本评语外,还收人文龙的评语。对崇祯各本评语列出异同,便于查检。

此外,许多言语学家、注释家如李申、张惠英、傅憎享、张鸿魁、鲍延毅等先生,对金瓶梅词话基本的研究,对词话某些关键词和难词的诊释,都作出贡献。其中张鸿魁的《金瓶梅语音研究》和《金瓶梅字典》,堪称巨著,是建设金瓶梅词话新文本的重要基石。

四、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的特点

现在谈梦梅馆校本。我向来不主张倩人做序,请君入瓮,只好自己来推销自己。现在是商品经济,书籍也是商品。一本书是否成功,看是否带来利润和有多少赚头。根据这个标准,梦梅馆校本基本是失败的。全校本只刷了一次,五千本。卖了四年,到出版社关门还未卖掉。重校本印了两次,第一刷一卖而光,第二刷积压仓底,包销商欲哭无泪,几次想将之还原为纸浆。因为这样,所以至今没有书商敢接手出版三校定本。但听说内地的盗印版却销得红火。有好几个朋友寄来了“样书”,各式各样的,让笔者大开眼界。前几个月,有朋友告我说:“深圳书城卖你的书呢!”走去一看,是重校本。除了以胶装代穿线装,一模一样,连售价也一样。真是盗亦有道。向经理提出,他也很惊奇,收起不卖了。近日到书城,此书又在陈列柜。利之所在,尊重知识产权谈何容易。外国有一谚语:抄袭是对你作品的最大恭维。对盗版似不能这样说。因为梦梅馆校本是境外出版物,化外之民,不受保护,可以放胆盗印;加上内地有些人好奇,想看看没有删节的本子究竟啥样。所以盗版多并不意味就有价值。当然,如果不以营利得失论,梦梅馆本还是有某些特点可以说一说:

一、梦梅馆本是汇校本,力求反映新文本建设的集体成果。校读记七千四百多条,真正属于笔者自己的还不到10%。其它一半如《水浒传》、崇祯本的异文,属于公共财,不好据为己有;一半如施、增、刘、戴、白、卜诸家成果,属于有名有姓学者的智能财,不便据为己有。所谓“梅节校订”,在下只是个挑脚汉,把前人成果汇集起来,按时间先后排列,一一写上属谁的标记。后面这点很重要,也很繁琐。现在学界简便做法是笼统承认校过某某本子,以示“不敢掠美”;具体则统归自己名下,“持臂而仍”。

不过笔者认为,这样做不是太好。做学问应该从学会尊重别人研究成果起。如果人人吃在碗里,看在锅里,都想捞别人的,试问谁还愿意花真工夫做学问。另需说明,汇校中也包括真本、古本金瓶梅的成果。有些人很瞧不起这些本子,但张竹坡、施蛰存、梅节可以改,为什么蒋剑人、王文濡、平襟亚辈就不可以改?作为版本,真本、古本等并无多少价值(但仍有影响),文字虽属臆改,间亦有可取。刘本栋先生已据古本校改词话。这里提醒一下金学界诸新进,至今许多辞书包括权威的《汉语大词典》,所引《金瓶梅》的语例,往往所据的不是《金瓶梅词话》,而是《古本金瓶梅》。

二、梦梅馆本不专据崇祯本改词话,尽量保持十卷本词话的特色。金瓶梅文人改编本风行四百年,文字比较通顺。天启末祟祯初书林人士刊行艺人本词话,就据第一代说散本进行校改,大量录入改文。也许是天未丧斯文,编篡者无意之失,《新刻金瓶梅词话》清抄上版,却没有把当衍的文字删去,增文和原文抄并一起。这样一来,不仅留下十卷本词话曾据说散本校改的真凭实据,也可使我们一窥说散本改编艺人本的态度和水准。我们最少可以看到,文士们对大众性说听文学的词话并不很尊重,改编的态度也不很严谨,许多地方原文没有看懂,就随意删改,常乖原意。所以作为“别本”,笔者虽然重视说散本的校勘作用,却并不完全信赖,反而更重视从词话本身找寻内证来校正讹文,尽量把阑入词话本的说散本异文剔除。

三、梦梅馆本扩大校订范围,补校了一些过去忽略的内容文字。中国是神秘文化淤淀极为深厚的国家,金瓶梅又是四百年前俗文化的宝库,其中广泛应用玄学五术的星平禄命术、麻衣相人术、占卜术、选择术等,预言书中人物的命运和吉凶休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些被作为封建迷信而抛弃,新中国成立更被禁绝。所以过去校点者碰到这些问题都绕过去,不置一词。梦梅馆本对此都一一做出校订,兼指出底本致误之由。又如书中的释道疏式词签,科仪宝卷,过去校订者亦较少接触,梦梅馆本尽量搜集原始资料,进行订正。

无用之学有时也有用,笔者为校订金瓶梅而研究命理学,也有意外收获。如利用书中丰富的星历材料,根据书中官哥、李瓶儿、西门庆三大丧事所使用的十二个月、日干支,用禄命法进行解构,确定其时间为明隆庆五年八月到六年二月。加上第六十八回提到之“南河(淮河)南徙”发生在万历五年闰八月,提出金瓶梅的成书不可能在嘉靖、庆隆,只能在万历年间。又如据崇祯本第二十九回一条批不对文的眉评:“四柱俱不合,想宋时算命如此耳”,用子平八字构成法,考证出这是崇祯母本的评语,说明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已带有评语,对弄清成书向题不无小补。

四、梦梅馆本不拘一方之言,注意从方言及俗书方面来校正词话的错误。今本词话的讹误衍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传写的错误,即形近之讹,一是记音的错误,即音近之讹。音讹牵扯到方言问题;形讹牵扯到在民间简体字和俗书问题。后者在重校本《出版说明》曾举出“你”“的”“好”互误之例。《金瓶梅词话》使用言语的地域性,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笔者五音不全,四声不分,不敢置喙,好处是没有包袱。专家们说金瓶梅使用的是鲁语。我于是认真对校《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有学者说金瓶梅的语言是下江官话、特别是淮扬话,我又认真对校《西游记》,旁及石成金的《雨花香》、曹去晶的《姑妄言》。

又有学者说,金瓶梅吸收了相当多的吴方言。我又去查对吴语词典。这些都有收获。北京话、山东话、下江官话、吴语解释不了,又尝试回到家乡话。全校本已利用粤语、四邑话来解释一些难词,得到孙述宇先生的赞许。笔者绝不会认为词话作者是粤人,但词话的语言现象确极端复杂。如“朔不出的鳖老婆”的“朔”,“仆到床下”的“仆”,“赖了钟儿”的“赖”,“攒酒来”的“攒”,“走跳”的“跳”,“雌饭吃”的“雌”,“搏着他脸”的“搏”,和“过为”“是便”等。似乎北方话系统已很少人能懂,但粤语却是常语。看来只有开阔胸襟,放宽眼界,才能正确解决词话的用语问题。

五、校勘与整理

梦梅馆本的校勘与整理,悉见于《校读记》。这里只做一些简要说明。校勘目的是去伪存真,提供一个正确的接近原著的《金瓶梅词话》文本。本书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配本为底本,覆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土本的两个影印本、即古佚小说刊行会本和联经本,遇有疑难则核对现藏台北故宫原本,《校读记》称“馆本”。梦梅馆本虽然以大安本为底本,并不完全放心。因为我们并未见过大安本的底本栖息堂本和慈眼堂本。对于大安本卷末所附之《修正表》开列385字,判读的根据是什么,也不清楚。所以梦梅馆本对底本大安本,仍逐字用馆本核校,务求文本一字不误。

梦梅馆本参校以下几种本子:1.《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北京大学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校读记》中称“崇本”。两者有差异,前者称“东崇本”,后者称“北崇本”。2.《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在兹堂本,台湾里仁书局影印;崇经堂本,香港文乐出版社影印。《校读记》中称“张本”。两者有差异,前者称“大字张本”,后者称“小字张本”。3.《绘图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重编古本金瓶梅》,在版本上遇到疑难,须疏通某些字句时作参考。《校读记》中称“真本”“古本”“古别本”。

在校点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多种近人校点的词话本:1.《世界文库》本《金瓶梅词话》,郑振铎校点,一至三十三回。《校读记》中简称“郑本”;2.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金瓶梅词话》,施蛰存校点,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施本”。3.中国文学名著本《金瓶梅》,刘本栋校订,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刘本”。4.全标点本《金瓶梅词话》,台湾增你智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增本”。5.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戴本”。6.《校注金瓶梅词话》,白维国、卜键校注,一百回。《校读记》中简称“白卜本”。

以上属于版本部分。此外,校勘中还参考了文献书籍共四百多种,见卷末《引用书目》,这里不一一列举。金瓶梅本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编撰的说唱段子,今本词话还是吃开口饭的识字不多的民间艺人记录的底本。据校勘提供的材料,底本是个小开抄本,每半页约八行,每行15-19字不等,以16字为主。艺人的“说话”用的是鲜活的口语,流畅而生动,否则无法吸引听众。有些方言土语本来就有音无字,加上记录者识字不多,于是底本便大量出现生造字、破体字、谐音字,形成“语无定音,字无定体”的现象。如“早是”,是方言词,意同“幸而”,但书中往往写作“早时”“到是”;“比是”意同“既然是”,本书又写作“比时”“彼时”“彼是”。

“变卖”是常用词,又作“辨卖”“便卖”;“常住”是释道用语,又作“常署”“长住”。这当然大大增加阅读的困难。梦梅馆本在整理中首先将之统一。凡书中字辞有两种以上写法,我们将别字统一于正字,已不流行的俗写统一于现在仍通行的正写。“一发”“益发”“越发”“亦发”“已发”,前面三个辞语仍通用,后两者已被淘汰,词典都查不到,我们将之并入前者。又如“赚”“撰”“转”,统一作“赚”;“一定”“已定”“以定”,统一于“一定”。

《词话》使用的非通行字辞,如同时代别的书籍已使用通行字辞,我们加以援用。如烹煮之“炖”,本书作“顿”“焞”。但崇祯八年之《帝京景物略》已用“炖”,以后为《红楼梦》沿用至今。所以我们统改为“炖”。“躺”,词话作“倘”;“趟”作“荡”“汤”。近世已普遍用“躺”和“趟”,所以统作“躺”“趟”。又如“忔瑄”“肐膊”“肐胆”“肐蒂”等几种写法,我们统一现在通行的“疙瘩”。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新兴的平话,也是晚明一个重大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从历史、社会、文化、文字、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发掘阐释其意义,评论其价值。但它首先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它的核心价值也在这里。像《水浒传》《红楼梦》一样,《金瓶梅词话》也应有不同的文本。

李申先生告诉笔者,他有一个“一字不改”的词话本准备出版,这就非常好。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本子可兼作校勘学、注释学的教材。笔者因应自己的条件,整理此书目的比较单纯,旨在结合校勘,将书中的词语适当规范,使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能领略、享受这份珍贵的祖国文学遗产。笔者校点词话凡三易其稿,《校读记》之增删修改不知其数。语云“书三写,鲁成鱼,帝成虎”,在书稿付刊前,曾拟将所有引文核对一遍,但因身体条件已无这个能力。读者诸君援用时,务请核检原书。

 

现代对《金瓶梅》及其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



文 周钧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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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映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极大注目。自它从明末成书以来的三百多年间,人们对它的研究,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代末年。《金瓶梅》只在极小范围内传抄时,就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惊叹。公安派首领袁中郎等人“极口赞之”,虽寥寥数言,亦甚为深刻。当然,由于《金瓶梅》中存在大量的污秽描写,故受到一些人的鄙视,斥之为“淫书”,可见其毁誉不一。第二阶段是清代。康熙时徐州学者张竹坡,对《金瓶梅》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可惜的是,他的学说一直不受人所重视。整个有清一代,《金瓶梅》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禁毁,“导淫”之说甚嚣尘上,《金瓶梅》一直蒙受“淫书”的恶谥。不少人对《金》书作者提出了许多穿凿附会的衍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第三阶段是现代。以鲁迅、郑振铎、吴晗为代表,开始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现代小说的新观念,对《金》书进行科学的评价和考证,将《金瓶梅》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第四阶段是当代。学术界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金瓶梅》作出了既是艰苦的、曲折的,又是可贵的探索。当代的《金瓶梅》研究又可以以“十年内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今天,随着学术民主、学术研究自由的空前发展,《金瓶梅》的研究已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其前途无限光明。本文的宗旨是对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成就及其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金瓶梅》在现代的出版及其研究概况

《金瓶梅》成书以后,在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就有抄本流传。万历四十五年以后《金瓶梅》才第一次付刻。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世称词话本),于1932年在山西省发现后藏北京图书馆(现藏美国)。后来在日本又发现了两部《金瓶梅词话》:一部是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本,一部是日德山毛利家栖息堂藏本。这两部词话本与北图藏本的相违之处,只在第五回末的一页有部分异文。它们属同一版本的不同刻本。

明天启崇祯年间,人们对词话本作了一次大的改写,后镂板付刻为《新刻绣像金瓶梅》(世称崇祯本)。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对崇祯本加以评点,写了有十多万字的专论和评文,付刻为《第一奇书金瓶梅》(皋鹤草堂刊,世称第一奇书本)。第一奇书本的刻本在有清一代大约有十六种之多。这是在现代以前,《金》书流传、付刻的简况。

在现代中国,《金》书虽仍遭贬斥,但它的流传经久不衰。1916年,存宝斋出版了《绘图真本金瓶梅》铅印本。这是《金》书的第一个删节本,是清同治三年蒋敦良根据《第一奇书》本删节而成的。十年以后的1926年,又出现了卿云图书公司排印的《古本金瓶梅》。这实际上是《真本金瓶梅》的缩约本。《古本》在现代流传甚广。1935年上海三友书局又排印过一次。

对现代中国的《金瓶梅》研究和流传具有重大意义的是30年代初发现的词话本。词话本在明末付刻后,很快就为崇祯本所代替而一直没有广泛流传。从张竹坡付刻《第一奇书》依据的崇祯本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没有看到词话本。也就是说在清康熙年间,词话本似已销声匿迹,以后的研究者也一直没有提到过它。从这一点看,词话本在现代的发现及其对研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据北京琉璃厂古书装订部孔里千同志回忆,词话本的发现过程如下:“文友堂(旧琉璃厂古书铺)在山西太原有分号,收购山西各县所藏旧书。在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在介休县收购到这部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词话》。无图。当时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价八百元。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都来看过。最后给北平图书馆买去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集资,用古小说刊行会名义把这部书影印一百部。五十二回缺二页,就用崇祯本配补上,又把崇祯本每回前的图一百页,每回二幅,合印成一册添附。共二十一页。解放前夕,这部木刻本被携往台湾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正是词话本的发现和影印,人们才得以见到《金瓶梅》的真面目。在与当时流传的第一奇书本、古本的对比研究中,人们耳目一新,怀着极大的兴趣,掀起了一个《金》书出版和研究的新浪潮。1935年5月,郑振铎就在其主编的《世界文库》中,分册出版了词话本删节本(只出到三十三回)。紧接着,1935年10月,施蛰存校点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删节本,刊于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几个月后又有襟霞阁主人重刊《金瓶梅词话》(删节本),1936年2月上海中央书店刊于《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中央书店还出版了《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册。1942年12月,新京艺文书房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由此可见,短短的几年间,词话本的出版、影印达五六次之多,其盛况空前。

出版热必然引起研究热,反之亦由于研究热促进了出版热。现代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成果,首先被吸收到当时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之中,其开创者便是鲁迅先生。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金瓶梅》作了大段的论述,开创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新局面。嗣后,郑振铎在1927年出版的《文学大纲》,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又以更大的篇幅作了进一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范烟桥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胡行之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话》,谭正璧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进化史》,贺凯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胡云翼于193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谭正璧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发展史》,陈子展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话》,杨荫深于193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郭箴一于1939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等,都对《金瓶梅》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

单篇专论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现代《金瓶梅》研究的新发展。从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间,《金瓶梅》研究的专论极少,且多以《金瓶梅》的序跋形式出现。欣欣子和弄珠客的《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浙的《金瓶梅跋》,谢颐的《第一奇书序》,蒋敦良的《真本金瓶梅序》,王昙的《金瓶梅考证》等均以序跋形式附于原书而面世(谢跋例外)。张竹坡的第一奇书《凡例》《读法》《竹坡闲话》《苦孝说》《非淫书论》,可以说是专论。但它们仍附于《第一奇书》而流传,严格讲仍属于导言的性质。除此之外,三百年间为数众多的研究性文字,则散见于笔记、书信、杂著之中,属随感式的笔墨而未构成专题论文。可见,三百年间真正属于学术研究性质的论著并不多。到了近现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人们开始用现代小说的观念和眼光及其科学的方法,对《金瓶梅》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在现代中国的三十年间,发表的研究专论有三十多篇,还出现了一部专著《瓶外卮言》姚灵犀编:《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涉及到的问题有:《金瓶梅》的作者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成书年代、流传及其版本;作者的思想倾向及其《金瓶梅》的思想深度、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金瓶梅》的艺术特征及其成就;《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金瓶梅》中的人物;《金瓶梅》中的戏曲活动及其民间风俗;《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等等。鲁迅、郑振铎、沈雁冰、吴晗、阿英、赵景深、姚灵犀、阿丁、冯沅君等人在论著中提出的论点和考证,标志着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深刻地启示和影响着今天的《金瓶梅》研究工作者。

关于《金瓶梅》的成就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如何评价《金瓶梅》这部书?历来毁誉不一,存在着严重分歧,封建统治者对它一再禁毁。一些受封建道学思想严重影响的人称其为诲淫、导淫之书,“祸天下而害世教,莫甚于此”。三百年间,这种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无论是禁毁还是咒骂,都阻挡不住这部伟大小说的流传。一些反潮流的有识之士仍然能够透过它的污秽描写看到它的价值所在,给予高度评价。袁中郎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并大胆地将它配《水浒传》为“逸典”。张无咎称它为“奇书”张无咎:《平妖传序》。谢肇浙推崇它为“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谢肇浙:《金瓶梅跋》。清人张竹坡称它是“一部《史记》”,“一篇市井文字”,“此书独罪财色”,从西门庆“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张竹坡:《第一奇书读法》。刘廷玑说:“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刘廷玑:《在园杂志》。到了清末,狄平子提出《金瓶梅》是“真正‘社会小说’”的观点狄平子:《新小说》。可谓是对前人的正确评价的一个总结。

概括起来讲,现代中国前的三百年间,人们对《金瓶梅》的评价,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
一、 人们在开始接触这部书时,只是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深感其“奇快”“惊喜”,耳目一新,得出“奇书”的概念,但它何以之为“奇”,何以能给人造成强烈的审美效果,人们还来不及探讨;
二、 面对《金瓶梅》,有些学者则处在矛盾之中,如董其昌、袁小修等人。从艺术批评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该书“极佳”,“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从封建道学思想的角度看,他们又认为“此书诲淫”,“决当焚之”。这两种批评眼光的深刻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该书作出科学的评价;
三、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反封建性及其艺术成就,作了深刻的研究,代表中国古代《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成就。但他的研究还只是就书而论书,而且没有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这就限制了他的研究成就;
四、 狄平子已开始用近代小说的眼光来看《金瓶梅》,见识甚深,但他没有深入下来作系统的研究。由此可见,对《金瓶梅》作全面、系统的研究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现代学者的身上。

现代学者对《金瓶梅》的评价,正是在总结前人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其特点在于能站在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作出社会的、历史的科学评价。鲁迅就是这种研究的开创者。

鲁迅从1922年到1935年之间,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论讽刺》等论著中都谈过《金瓶梅》。鲁迅反对把小说看作“闲书”,把研究小说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早期他受近代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的影响,后来他吸取了近代小说理论中的进步的合理的部分,逐步以唯物的科学的文艺论分析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评价古代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把我国小说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鲁迅对《金瓶梅》的正确评价就产生在这个时期。

鲁迅对《金瓶梅》的研究,首先不是像以往的多数研究者那样就书论书,而是把它放到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它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从中国小说的渊源——神话开始,研究了汉人、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宋话本到元明清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揭示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金瓶梅》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鲁迅认为,在长篇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是讲史小说的代表,《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金瓶梅》则是稍后出现的“人情小说”的代表。他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它在它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刚刚才露头的明代末年,就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小说创作的新观念,开创了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对此,鲁迅作出了简明而又深刻的揭示。第一、《金瓶梅》的题材特征是“记人事”,“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这就是说,它不同于《三国志演义》以描摹历史故事为题材,《水浒传》以描摹英雄传奇为题材,《西游记》以描摹神魔故事为题材。《金瓶梅》的突出贡献,也就是区别于上述几部古代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表现这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第二、《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的特征,不是像《三国志演义》那种专写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不是像《水浒传》那样专写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像《西游记》那样专写神仙妖魔,而是写当时社会中的活生生的各色人物。特别是“市井俗人”。作为“市井俗人”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

《金瓶梅》着意塑造了西门庆一家的各色人物,及其与这“一家”相联系的权贵、士类等社会各类人物,收到了“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典型效果。无疑这又是《金瓶梅》的一个突出贡献。第三、 鲁迅还认为《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手法亦有显著的特点。它不像《三国志演义》那样据于史实而顺序铺排;也不像《水浒传》那样以几个一人一事式的故事大段拼接展开,而是以描写西门庆一家为中心,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结构形式错综复杂,情节开展曲折多姿。鲁迅指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可见《金瓶梅》在结构形式、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表现出了与古代小说相区别的显著特征。

上述诸点说明,鲁迅完全是用近代小说的观念来评价《金瓶梅》的。所谓近代小说观念是相对于古代小说观念而言的。小说作为文学的一大样式,其独特的功能就是能够充分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法,广阔地、深入细致地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多方面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显然处于萌芽时期的小说和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古代小说,都还不可能完全表现出这种社会功能。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金瓶梅》突破了古代小说的旧观念,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的成熟。鲁迅也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看到了《金瓶梅》的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然勿庸讳言,鲁迅的这些认识还仅仅是开始,且并不全面,并不系统。而继承这条认识路线,进一步向前开拓的是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研究文字有三篇:1927年出版的《文学大纲》第二十三章;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章;1933年发表的专论《谈〈金瓶梅词话〉》。郑振铎认为:“《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来说,《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了)。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60章。郑氏将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以《金瓶梅》为转折,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在它以前的作品基本上是中世纪式的、古典式的小说,《金瓶梅》才是严格的近代期的小说。这个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金瓶梅》的最本质的特征,从而肯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贡献。如果说鲁迅对此已有所意识,但还没有明确指出的话,郑氏则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郑氏就这个问题对《金瓶梅》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指出,《金瓶梅》“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浒》《封神》诸作”,它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当然,《水浒传》等小说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露也是有分量的,但就其深刻程度、广泛程度而言,是不能与《金瓶梅》相比的。因此,郑氏认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郑氏还认为:《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是它超出古典型小说,而成为近代期小说的重要标志。他指出,《金瓶梅》所写的是“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写真实作品,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过”。然而就是这样的宋元话本,如《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尚带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内”。这种情况在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都存在。这些作品“写实”的成就也是很高的,但勿庸置疑,传奇的成分亦不少。郑氏认为,就是《红楼梦》也是这样。“《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唯《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将这些‘传奇’成分完全驱出于书本之外”。当然,从总的艺术成就上讲,《红楼梦》是超过《金瓶梅》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说《红楼梦》较之于《金瓶梅》反倒退了一步。因此,郑氏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期第60章。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评价,在某些提法上可能有拔高之嫌,但就其总体而言,是符合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事实的。他的评论高屋建瓴,超越前人,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评论的很高的水平。

继鲁迅、郑振铎之后,现代学者中能对《金瓶梅》作出深刻评价的,还不乏其人,亦不乏其独到的见识。例如:阿丁认为:“《金瓶梅》之意识,实是反抗的、积极的”,它的宗旨“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他描写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他描写人情的险恶,世态的炎凉”,“他描写愤恨,他描写谄佞,他描写刁滑,总之把整个的现实社会,为之露骨的摄出。如其说《水浒》是反抗现实的小说,《儒林外史》是暴露知识阶级的丑态,《红楼梦》为描写人情的杰作,那末我可说《金瓶梅》一书是兼而有之的。或者还可说《金瓶梅》是更深刻更现实的代言者”。阿丁还指出,《金瓶梅》反抗的矛头是“上至徽钦二帝、蔡太师朱太尉”的,这一点更难能可贵。阿丁:《〈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载《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1936年)。

李辰冬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写实派的真正杰作。我们读了他后: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风俗、言语文字。更知道了那时候的家庭状况和妇女心理,连带着又知道了那时的社会的一切。等于我们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二书,知道了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切一样。”李辰冬:《〈金瓶梅〉法文译本》,载《大公报》1932年4月25日。这就是说,《金瓶梅》是相当于《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反映一个时代全貌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其见解之新之高,令人敬服。

现代学者还就《金瓶梅》的艺术特征、艺术成就作了不少研究,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现代学者认为,《金瓶梅》作为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区别于历史小说、神魔小说的艺术上的最大特征是善于“写时俗,描世情”。阿丁指出,《金瓶梅》的特长是“在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它“不似《水浒》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儒林》有寒酸可笑的穿插,及《红楼》之儿女缠绵的言情,材料愈现实愈平淡,而能在平淡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来,这就是不可及处,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处”阿丁:《〈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姚灵犀认为,“《金瓶梅》纯写市井小人”,“《金瓶梅》注重实际,个中人物贪色好财、趋势嗜利之状,不论何时何地,皆能遇到,故社会状态,如明镜照影,无所遁逃,写得实实在在”姚灵犀:《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施蛰存认为,《金瓶梅》好就好在“文章细腻。凡说话行事,一切微小关节”,“详尽逼真”,“雕镂入骨”,“所有人情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朝末年浇漓衰落的社会来”施蛰存:《金瓶梅词话跋》。魏病侠认为,“《金瓶梅》所记述,固以世态人情之刻画为多,其对于西门庆家庭之俗恶,不著一字褒贬,而阳秋自在言外,尤合于社会小说之旨”魏病侠:《瓶外卮言序》。这些观点,对《金瓶梅》的最根本的艺术特征的揭示,是相当深刻的。

《金瓶梅》在艺术结构、人物创造、语言等许多方面,都有其突出的特点,现代学者亦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例如,三行对《金瓶梅》的结构特征就有研究。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小说的缺点,尤其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结构上是很松怠的。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都是一段一段叠凑上去的。《三国演义》有史事可据,较为整齐,而它底缺点就在于牵拘,求其稍有结构,而为创作的文学作品,《金瓶梅》实是其中杰出的一部。”三行:《金瓶梅》,载《睿湖期刊》第2期(1930年)。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人情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姚灵犀认为:“若论《红楼梦》一书,实属青出于蓝,华丽丰赡,允推杰作,倘无《金瓶梅》为之影本,余恐凭空结撰,无从翻新,必不能成此言情高尚之说部”姚灵犀:《瓶外卮言》。阿丁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之师”,后者是“脱胎”于前者的。这些看法虽不是他们首创,且还有偏颇之处,但给人的启示仍是深刻的。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评价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时指出,“这本书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金瓶梅》不也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的作品吗?现代学者在对《金瓶梅》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研究中,已初步看到了《金瓶梅》所开启的小说观念、小说性质的重大变革,从而认识到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金瓶梅》中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

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对《金瓶梅》中污秽描写的成因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金瓶梅》是一部“淫书”,还是一部伟大的写实的作品?这是《金瓶梅》研究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三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各执一端。在《金瓶梅》刚刚问世,以抄本流传期间,这场争论就开始了。袁中郎“极口赞之”,当然不把它当“淫书”论之。沈德符就不同。冯梦龙、马仲良劝他“应梓人之求”时,他却说此书“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泥犁”是梵语地狱的音译。佛教以为作绮语,写淫书是十恶之一,死后要下地狱。李日华亦斥该书为“市诨之极秽者”。而有些人的态度是矛盾的,如董其昌一面认为该书“极佳”,一面又说“决当焚之”;袁小修一面赞其“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一面又说“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

到了清代,《金瓶梅》一再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严令销毁。封建道学者或受道学思想影响深重的文士亦众口一词,“淫书说”甚嚣尘上。或称此书“丧心败德”者有之,或称此书“祸天下而害世教,莫甚于此”者有之。某些人还制造种种因果报应之说,什么某孝廉著《金瓶梅》“血污闱卷”之报,某者刻《金瓶梅》身死绝嗣之报等等。处在这道学思想弥漫的社会状态中,竭力争辩者当然亦有,但少得可怜。张竹坡著有专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以孔子诗三百“思无邪”的观点竭力辩之。在《竹坡闲话》中又说:“此仁人之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张竹坡文载臬鹤草堂刊《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提出“欲要止淫,以淫说法”的观点。直到清末狄平子等人才从近代小说的观念来看待《金瓶梅》,认为它是一部真正的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狄平子:《新小说》。然而为什么在这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中,有那么多污秽的描写?他们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

《金瓶梅》中确实有不少污秽的描写,这是客观事实,勿庸讳言。正如郑振铎说:“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么的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问题是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这是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对此,现代学者的贡献在于:一、 运用辩证的观点,近代小说的眼光,透过这些污秽的描写,看到《金瓶梅》的真正价值,而不是停留在是不是淫书的简单争论上(前文已谈及,此不赘述);二、 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对《金瓶梅》的污秽描写的成因作深入的研究。这完全是现代学者从事研究的新课题,鲁迅、沈雁冰、郑振铎、三行、阿丁等人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们的建树大体在三个方面:

一、 从明末社会的客观现实中,去寻找《金瓶梅》污秽描写的成因。

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明末社会是一个充满着黑暗和罪恶的社会,它已走完了封建社会的全过程而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夜。封建统治阶级的堕落、糜烂,人心的空虚、腐化,道德的败坏都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上至帝王、显贵,下至士流,在两性关系上的堕落,正是这个没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此,鲁迅作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生长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金瓶梅》的作者,在全面揭露这个社会的罪恶的时候,当然亦不可能超乎这个社会的世态而不受其影响。

正如鲁迅所说:“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报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子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分析,其可贵处就在于能对《金瓶梅》污秽描写的成因作社会的历史的分析。郑振铎则对《金瓶梅》的作者也作了社会的历史的分析。他说:“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这是种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从文学艺术发展的源流中,去寻找《金瓶梅》污秽描写的成因。

沈雁冰在192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主要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一方面指出:“社会上现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金瓶梅》等书,立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一面又指出,前人创作的这一类文学作品也深刻地影响着《金瓶梅》。沈氏简述了中国文学中的污秽描写的发展史后指出,描写汉成帝与赵飞燕姐妹淫乱生活的《飞燕外传》是后世污秽描写的泉源,后世长篇小说中的污秽描写大都脱胎于《飞燕外传》。例如,“《金瓶梅》写西门庆饮药逾量,脱阳而死的一节,竟仿佛是《外传》写成帝暴崩的注脚”。而《金瓶梅》成书后,又给后世小说以影响,“后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于性交描写,走入了恶魔道”沈文载《中国文学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郑振铎则侧重于分析当时代淫秽文学作品对《金瓶梅》的影响问题。他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三行的《金瓶梅》完全是一篇从文学的源流来考察《金瓶梅》污秽描写成因的专论三行:《金瓶梅》,载《睿湖期刊》第2期(1930年)。他认为,鲁迅说的《金瓶梅》是当时代的“时尚”的产物,这是对的,但“不注意他的历史上的渊源,则似乎未当”。

《金瓶梅》一方面“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的“时尚”做他写作的背景;一方面还有“古已有之”的先例前作做它的蓝本;正因为是“时尚”,所以作者敢放胆去写这样的奇文;正因为有了蓝本,所以他能够细密地写成这样的巨著。

三行认为宋人平话《海陵荒淫》就是《金瓶梅》的重要蓝本:1.海陵王广求美色,百计求淫,“西门庆纵欲无度,完全是一个海陵王”。西门庆饮药逾量,精竭而亡的情节也与《海陵荒淫》中南家因春药髓竭而死相类;2.“西门庆贪新忘旧之情,与残暴疯狂之情也是脱胎于海陵的”;3.《金瓶梅》中的主要角色潘金莲的种种淫恶,与《海陵荒淫》中的定哥很相像,“潘金莲简直是定哥的化身”,春梅又与贵哥相类;4.《金瓶梅》中所写的春药、春画、淫具,与《海陵荒淫》所举的相仿佛,然则南宋时已有此风,不待有明才是‘时尚’”。三行完全将《金瓶梅》说成是脱胎于《海陵荒淫》,这是不确切的。《金瓶梅》的成就是《海陵荒淫》所无法比拟的。可见三行对《金瓶梅》的成就的认识是很不足的。但是《金瓶梅》的污秽描写是不是受了《海陵荒淫》的影响?应该说,三行提出的问题对人是有启示的。

三、 从作者的创作宗旨,看《金瓶梅》污秽描写的成因。

《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讽世”“戒世”“劝善”“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等等说法很多,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讽世”则是比较明显的。鲁迅认为:《金瓶梅》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这就是说,作者的旨意不在于专写市井间的淫夫荡妇,而在于抓住西门庆一家的淫乱,深刻揭露整个统治阶级的腐败。对此,阿丁在《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一文中作了具体分析。阿丁在文中引述了第六十九回林太太与西门庆勾搭的一段描写:文嫂引西门庆到招宣府后堂,门匾上写“节义堂”,两壁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多么堂皇正气;而林太太就在此处和西门庆干见不得人的事。阿丁认为:“这是多么刻毒的对照”。

第八十一回写西门庆与韩道国等人的淫乱,阿丁指出:“这短短一段便得见主与仆间及仆与仆间之如何下流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就知《金瓶梅》一书是描写整个社会的荒淫丑恶,断不在一家间的琐细”阿丁:《〈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载《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1936年)。

现代学者对《金瓶梅》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其中亦不乏深刻的见解。但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对作者的主观因素的分析上显得很不够。例如,作者的因果报应思想和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都是造成《金瓶梅》中污秽描写特多的重要原因。

现代学者已注意到:《金瓶梅》描写的男女主要角色皆极度淫乱,其结果总不得好死。可见作者写淫在于“以淫说法”“以淫止淫”,劝人从善。冯汉镛在《闲话〈金瓶梅〉》中就认为,作者的意图“完全是劝人不要贪色丧身……所谓该书是‘以淫说法’的确不是假话”冯汉镛:《闲话〈金瓶梅〉》,载《东南日报》1948年2月18日。三行也认为,作者写西门庆纵欲而死,这是作者想到的最好的下场,“以符合他劝善之旨”。这些对作者的主观意愿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作者的这些愿望恰恰是建筑在佛教轮回、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的基础上的,是作者的思想落后的一面的具体表现。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此,现代学者已作了较多的肯定。但是还应该看到,作者的创作思想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金瓶梅》还带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成分。这些自然主义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客观现实作不加选取的客观主义的描述。

《金瓶梅》中的大量的污秽描写除少数含有暴露、讽刺的意义外,就多数而言,是游离于主题和情节发展之外的东西,这就暴露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的重要缺陷。这就是《金瓶梅》作者肆无忌惮地写淫的重要原因。《金瓶梅》产生的时代,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还不够成熟,还渗合着种种非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是不足为怪的。

现代学者研究《金瓶梅》污秽描写的成因问题,意在揭示其社会历史的根据,而不是为其作什么辩护,这一点是必须指明的。沈雁冰就指出:这些污秽描写“在文学上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本身就不是文学”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郑振铎认为,这是“佛头着粪”,“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睛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但是,“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这些看法是辩证的,也是很明智的。

以上就几个主要问题,对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得失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分析。实际上当时的研究所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我们不妨再拈出它几条:
第一,关于作者的创作宗旨的探讨。鲁迅提出了“描写世情,尽其情伪”说,冯汉镛提出了“劝善说”,阿丁提出了“宣扬儒教”说。这些不同见解对我们今天研究《金瓶梅》的创作宗旨仍有启示作用。
第二,关于《金瓶梅》的版本研究。郑振铎、周越然、姚灵犀等人都著文研究,初步提出了《金瓶梅》版本的三大系统说,并对各版本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
第三,关于《金瓶梅》研究史料的搜集和整理。1926年出版的鲁迅的《小说旧闻抄》,开始收录《野获编》《茶香室丛钞》《消夏闲记》《劝戒四录》等书中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嗣后,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小说枝谭》,孔另境的《中国小说史料》,阿英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都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他们搜集的资料并不多,但为当时和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第四,关于《金瓶梅》中的俚言俗语的注释工作。姚灵犀写的《金瓶小札》,从《金瓶梅》中拈出一千八百多条俚言俗语作了注疏和考证,无论是对我们读通、理解《金瓶梅》,还是为日后出版《金瓶梅》的注释本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五,关于《金瓶梅》中的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吴晗、阿英、涩斋、陈墨香、冯沅君等人分别对《金瓶梅》中的小令、小曲、戏曲史料进行了整理和考证工作,写出了多篇有质量的研究论文。
第六,关于《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的民间风俗的研究。阿英的《灯市》文,就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

总之,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现代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因此,伴随着成就一起而来的,还有幼稚、粗浅,甚至是错误。应当说,无论是成绩还是错误,对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决不应该小视它。目前,学术界对现代中国的这段《金瓶梅》的研究史进行分析总结的还很少,本文只是作了些粗浅的尝试,以期得到方家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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