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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小学语文课本,为什么还是不尽如人意?
2018-09-30 09:44:37 作者:杨司奇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教育的本质是立人。舍此言他,皆妄。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所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语文教学尤其对于唤醒灵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常常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人们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关注语文教育改革与指摘语文教材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作家叶开,曾在《语文教学与研究》的“语文之痛”专栏上撰写批评语文教材的文章;比如“浙江三教师”蔡朝阳、郭初阳、吕栋合写的《救救孩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将矛头指向了最具权威性的几大版本语文教材;比如学者江弱水前不久发出的一篇旧文,直指小学语文教材“修辞不立诚”的问题。这些关注和批评,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语文教材的改革呢?

关于语文教材的改革,教育部统编教材(部编本)正在逐步推行。2017年9月起,全国中小学初始年级已逐步统一使用“部编本”语文教材,2018年继续推进,到2019年,“部编本”将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此前使用的“人教版”“粤教版”“苏教版”等多种形态的教材将成为历史。

“部编本”教材最突出特点之一是以扩大阅读量为重点,将课外阅读纳入教学体制。有人乐观,有人怀疑,争论一直在进行。

学者温儒敏作为“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曾在2017年参加书评君“我有嘉宾”回答读者关于语文教材的提问。他通过编教材、调查和讲座等方式致力于语文教育,希望带动大家回到语文教育的本质,“把学生被‘应试式’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语文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何处?老人教版主编顾振彪认为,关键还是在于老师。老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尤其需要改革,教材只是一个配件。书评君采访了江弱水、叶开、蓝蓝、郭初阳等几位长期关注语文教育领域的人,他们是语文教育的亲历者,也是关注者。关于目前语文课本的瑕疵、课文对原文的修改,以及语文教育中的教师和家长等话题,他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采写 | 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语文教材应像顶级芯片一样,尽可能无瑕

江弱水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现代诗学、比较诗学及中国古典诗学等。著有《卞之琳诗艺研究》《中西同步与位移》《诗的八堂课》《线装的心情》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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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八堂课》
 

作者:  江弱水

版本: 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

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征引古今中外的诗作与诗论对滋味、声文、乡愁、死亡等话题展开讨论。

新京报:你在《论小学语文:一惊一乍与一精一诈》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很多教材问题,许多人很赞同,但也有人认为任何教材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你不在中小学教育的一线工作,关于语文课本的批评很多都是坐而论道,许多指摘过于吹毛求疵。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江弱水:我先谈坐而论道的问题,再谈吹毛求疵的问题。我恰恰在中学语文教学的一线工作了很多年。1983年我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家乡青阳中学教书,直到1991年去重庆北碚读研究生,其间八年,我担任高中语文教师,教过两个轮回再加两次补习班。这是不是表示我能有资格与今天的中小学语文老师一起共同讨论语文教材的建设呢?

当年我就对许多课文不满。记得上碧野的《天山景物记》,我就指摘过文中堆砌的辞藻、泛滥的修辞、不够严密的逻辑,整堂课都像在做作文批改。上课很自由,我会举当年流行歌曲的歌词,让同学们发现问题:“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爱情已将它久久遗忘。”这话不通,“角落”就是地方,只不过是偏僻的地方。“有金银财宝,有珍珠玛瑙。”不对,“珍珠玛瑙”不能跟“财宝”并列,种与类、纲与目,不能平起平坐。这算不算是吹毛求疵呢?

若有人说我对现行语文课本吹毛求疵,我得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的课文里有那么多疵能够让我求呢?有些疵可不用吹毛才能发现哦,那是巨大的漏洞,三十里外肉眼都看得见。比如我指摘的小学六年级语文上册那四篇课文的不合情理,难道我们都习焉不察,安之若素?如果认为我对某个句子的表达诛求过深,那也是顺带的吧。总之,能放进教材的文章,应该像顶级芯片一样,尽可能完美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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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语文:拆开来说》

作者: 朱自清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

朱自清关于(中学)语文学习方法的小书,“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

新京报:常常有类似的讨论,说现在的语文教育比不得民国时期,民国旧课本在市面上也很畅销。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江弱水
:我不是民国粉,情愿活在今天,也不要活在民国时候的北平或者上海,给我拿三百大洋的教授薪水也不干。可是民国的国文课本我也真有点喜欢,亲切、自然,平常生活,平常情感,不一惊一乍,更不弄巧使诈。“小妹妹,学祖母,架眼镜,头晕眼昏,不能行走。”“菊花盛开,清香四溢。其瓣如丝、如爪,其色或黄、或白、或赭、或红,种类最多。性耐寒,严霜既降,百花零落,惟菊最盛。”都不失“温柔敦厚”之旨。

新京报:何谓好的语文教育?

江弱水
:好的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熟练地掌握母语,同时通过学习一些典范的母语文本,陶冶情感,明敏思想,并且培养对伟大作家作品的接受热情和能力。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小学阶段我们还读不了那么多的名著,许多名著也不太适合现在读,但我们可以影响他们,养成以后对经典的敬仰心理和欣赏能力。
 
我想重点谈一下通过语文学习陶冶对人民、国家、亲朋、自然的情感的问题。请容许我杜撰两个词,“消极美德”和“积极美德”。“积极美德”是牺牲自己以成全他人,“消极美德”是律己而不妨害他人。我之所以批评现在的语文一惊一乍又一精一诈,是因为过于强调“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也就是过于推崇“积极美德”了。其实,和平社会里的公民道德是基础建设,没有这个基础,是出不来金字塔尖的。
 
“语文”不是语言与文学的缩写
 
叶开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他对语文教材的研究与批判广受关注,关于这一主题出版有《对抗语文》《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语文是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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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开(编)著《对抗语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综合分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语文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曾一度引起热议。
 
新京报:你曾花费四年研究小学语文教材,归纳出语文教育的“三宗罪”: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断文化传承;教材选文水平偏低。如今许多年过去,你觉得语文教材是否渐渐走出了这“三宗罪”?

叶开:我当时归纳“语文三宗罪”其实很犹豫,很温和。实际上,语文何止“三宗罪”,报道出来后,各方反馈猛烈,语文老师、家长都说起码“七宗罪”。但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语文这门学科定位不清,所谓“工具性和人文性结合”就是一个没头脑和不高兴,不知所云。而“大语文”云云等,都是这个怪圈里的转圈圈。“语文”原来是不存在的,国外没有,国内几十年前也没有。莫言回忆说,他上小学时,中文教材还是《语言》和《文学》两本。“语文”是一个新怪物,不是语言与文学的缩写。阅读,写作,就是母语学习的最基本核心。以此为标准衡量,语文教材实在太差。旧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语文,不可能走出“三宗罪”。

新京报:关于这些年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改写始终是一个话题。你觉得课文需要怎样的改写?或者说,需要改写吗?

叶开:我一直反对改写原著,无论以什么原因。古今中外的文明史、文化史、文学史中,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如果教材编写者有足够合格的阅读量和思考能力,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作品来给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学习。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很多作品不适合孩子读,因此开出的对抗语文的药方多是西方译作,那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和诗文呢,这些作品对孩子们的适用程度如何?对这次部编本教材增大古诗文比重,你持什么态度?
 
叶开:我何德何能?最近重读鲁迅先生,深深感到他反对推荐传统作品是高瞻远瞩,是高屋建瓴,是面向新时代的新胸襟。

鲁迅先生有留学的经验,有中外文化对比的视野,他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担心所谓的“国学”最终变成了磕头教和厚黑学。他不是瞎操心,而是洞若观火。要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现在谁能比他更深?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略》是开创性的,鲁迅整理《嵇康集》也是真爱,是真正的心领神会,非今天基金申请狂们所能比。
 
在教育改革中,家长的认识非常重要
 
蓝蓝
 
诗人、作家,著有《滴水的书卷》《童话里的世界》《内心生活》等作品。作品被译为英、法、俄、德、西班牙、希腊等十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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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渡口: 蓝蓝诗集》
 
作者:  蓝蓝
 
版本: 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18年2月
 
“将一种难以言说的忧思融入抒情的音质。”
 
新京报:你在2012年曾写过《致教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了很多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自那以后,你的看法有没有新的变化?关于语文教育改革,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蓝蓝:我一直比较关注教育改革的问题,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教育改革不光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许多重大的问题。我一直觉得,焦虑的家长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反思,他们自己的某些教育理念不改变的话,孩子的命运同样也不会改变。所以我需要强调一下这一点:家长们自己的觉醒非常非常重要,他们需要意识到,到底什么是教育?他们对孩子的期许是什么?是仅仅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还是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独立、有尊严的人?这是家长们所面临的抉择。
 
新京报:你赞同“用考试倒逼读书”这一敦促孩子读书的方式吗?
 
蓝蓝:教育,从来都是一个要致力尊重和挖掘孩子潜力的一种活动,仅仅用考试来倒逼,容易让孩子感到极大的压力,打击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真正热爱孩子、尊重孩子、也懂得儿童教育心理的人来参与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尤其是教师队伍需要有更多具备这些素质的人。
 
新京报:在你看来,何为减负?中小学教育“减负”的口号提了很久,但依然未曾真正实现。有人提出,不是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不该有的负担要减少并取消,比如大量的教辅和习题,但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比如阅读;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与其“减负”,不如“换负”,以有益之负担,替代无益之负担,以读书代替刷题。你对此持什么看法?
 
蓝蓝:我们在谈到减负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征询过孩子们的意见: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课文,喜欢什么样的课外读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大人来设计的,孩子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纳入教材编写以及制度设定的工作中去。要问一问孩子,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读物,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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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杂记》

作者: 吕叔湘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1月

吕叔湘关于语文的札记。每篇一般只有几百字,但涉及面广,包括语法、语义、修辞、正误等方面。

现在的语文教材,很多缺乏文体意识
 
郭初阳
 
任教于越读馆,曾就职于杭州翠苑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等。与蔡朝阳、吕栋合称“浙江三教师”。著有《言说抵抗沉默》《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颠狂与谨守》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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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作者:  郭初阳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

“语文,应当有着惊人的美丽。”

新京报:你曾和几位老师在《救救孩子》中指出,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教材存在“四大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如今,相距《救救孩子》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在这些年的语文教材改革中,你觉得这些缺失有所弥补吗?

郭初阳: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救救孩子》出版时,英国《经济学人》评价道:“考试逼着孩子们死记硬背,那些被灌输的知识,也没有人鼓励他们去质疑。然而,一个二十来人的中国教师团队,因指出教材中的一些错误而掀起了一场风暴。”近十年过去了,教材巍然不动,当年提出的“四大缺失”依然存在,更糟糕的是,很多课文是“三无产品”——不知道这篇课文来自哪里,出自何时,甚至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这不是“三无产品”是什么?比如最新“部编本”小学第三册语文教材里,第2课《不懂就要问》,第18课《富饶的西沙群岛》,第20课《美丽的小兴安岭》,第21课《大自然的声音》,第27课《手术台就是阵地》,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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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本”小学第三册语文教材第一课《大青树下的小学》。
 
《大青树下的小学》作为课本第一篇,让人忧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学生在读一篇课文的时候,往往会问:这是真的吗?换句话说,他是在问,这篇课文属于什么文体?好教材应该让小学生从小就具备文体意识,懂得各种体裁的不同。小说、戏剧、诗歌等等,都是虚构类文学作品,追求艺术真实;历史、传记、调查报告等等,属于非虚构作品,重在合乎事实。而像《大青树下的小学》这样的课文呢,没有基本的文体区分,混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误人子弟。
 
小学生会问:真的有两只猴子听同学们读课文,松鼠和山狸看同学们做游戏吗?这所小学在哪里?大青树是棵什么树?古老的铜钟是什么年代锻造的?这些问题都很好,是求知欲使然。作者吴然是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的,也许他可以提供关于这所小学的事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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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学校》(作者:泰戈尔)教材版(左)与原文。
 

再一个是经典的缺失。比如第二篇课文《花的学校》,课文下面的注释是“本文作者是印度的泰戈尔,译者郑振铎,选作课文时有改动。”选一篇课文,不要去乱改它,改动是不尊重作者和版权的行为。这篇课文有不少改动,标点等细节倒也罢了,不能接受的是第三节。原文是:
 
这是一个连绵的长句,呈现一种连续的动态——花在跳舞。怎么跳?狂欢地跳!何等艳丽,何等释放,仿佛中国古典文学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课本改成了“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于是”后面加了逗号,削弱了长句的绵延感。“狂欢”是形容“跳舞”的全情投入与酣畅淋漓,把两个词语斩断并列,那么跳舞是跳舞,狂欢是狂欢,成了不相干的两件事。
 
再看第八课《去年的树》,我们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一直没有改。原文是很棒的一篇文章,新美南吉写的,教材用的译文是孙幼军的,还是那句话,“选作课文时有改动”。新编教材的课文最后是:
 
我看的是09年长春出版社《小狐狸阿权》的译本。文章最后是:
 
我觉得一字之差都会有天壤之别,何况是一句之差呢。这句话的点睛之笔恰恰在“火苗轻轻地摇摆着,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这句话里。火苗对小鸟做了很动人的回应,这是文章里的灵魂。但是课文却偏偏删掉了。
 
新京报:新教材加大了关于阅读方法的教学比重。你曾在《言说抵抗沉默》一书中指出,学生以何种方式阅读,是被我们的阅读教学所构造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教师的阅读方式,尤其是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所体现的阅读方式。你认为理想的语文阅读教学应当怎样进行?在教学实践中,你对教材的利用方式是怎样的?
 
郭初阳:关于阅读方式与教育方法的问题,举个例子——新教材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我来编童话”。当然,我们可以说童话是给儿童看的,成人也可以看,但它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体裁,有能力写好童话的人都是天才,比如安徒生。它不适合小朋友来写,不适合作为写作训练。“编童话”看起来煞有介事,但这是违反文学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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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我来编童话”。
 
课堂是一个再建构的过程,教得好不好,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如果教《去年的树》这篇课文,就把两篇课文发给学生,和同学们一起分析。教无定法。语文课文和植物一样,它可能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切入点,所以教书就像一件手工活儿,根据学生的状态和环境的氛围,每个人加工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格。

语文教育圆桌谈

新京报:从去年开始,“部编本”语文教材在逐步推行,是否了解过“部编本”教材,以及之前的争论?

江弱水:关于“部编本”,我看了程世和教授写给温儒敏教授的公开信。我同意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他说得非常好。程世和教授批评温儒敏先生的讲话方式,什么“下猛药”“专治”“倒逼”,不像一位有人文情怀的学者发言,倒像是主持“严打”或“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讲话。对比一下我在《论小学语文:一惊一乍与一精一诈》里引到的西南联大罗庸教授的话,他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中国民族的人生态度是“温柔敦厚”。

温儒敏先生提倡让中小学生“海量阅读”,这很可怕,也行不通。“海量阅读”等于英语说的ocean reading,我记得爱德华•萨义德拿这个话评价奥尔巴赫,那可是整个西方最博学的人才当得起的赞誉。我们不要拿爱因斯坦的数学水平来要求每个中小学生好不好?再说,语文搞了“海量阅读”,不挤占别的科目的学习时间么?凭什么就语文课一家独大?

叶开:新的“部编本”我不太了解,只看过一些篇目,感觉是有了一些修修补补,单元设计里还加上了“作文”,总体来说,看不出有什么新意,换汤不换药。课外阅读纳入教学体制,是另外一种“打补丁”,问题在于纳入什么“课外读物”。我反对两种课外书,一是伪经典,二是利益相关群体,尤其是长期混杂在中小学里的一些低劣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郭初阳:我了解了一下,我觉得程老师那封信谈得蛮有激情、也蛮到位的,批评得有道理,但是,有一个问题,写这封信是只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关于减负,谈减负怎么减、高考怎么改,这些都是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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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随笔》

作者:  叶圣陶

版本: 中华书局2007年9月

“文章就是生活本身”、“训练缜密的思维方式”。

新京报:真挚的课本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可以具体谈谈理想的语文教材是什么样子的吗?
 
江弱水:理想的语文教材只能是理想,我们只能无限接近。什么是理想呢?我认为是在语言与文学之间获得平衡。课文以“清通”为饭,以“多姿”为菜。光吃饭不吃菜不行,光吃菜不吃饭也不行。高大上的文学教授编课本,恨不得把李白、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倾囊相授,那是很幼稚的。也不要过分强调背诵。我个人虽得益于记诵很多,但如今高中必须背诵的古诗文从14篇提高到72篇,太过分了。
 
叶开:我现在对语文教材因为失望太深,以至于不考虑“理想语文教材”这个问题了。现代全球教育是开放的,不需要那么多教育系那么多教育学教授做那么多课题写那么多论文。
 
各国的母语学习,都强调阅读和写作,根据不同年龄段筛选优秀阅读书目,再加以分析、交流、引导、理解,消化之后学会写作表达,就是最好最合适的母语学习。实际上,欧美很多国家的不同州,都没有统一的教材。关于教材问题,换一个角度看,觉得真是不值得再耗费探讨。我一直在小规模地做深阅读和激发型写作的实践,效果非常好,简直可以说是卓越。因此,没有、不需要现有的语文教材,孩子的母语学习会更好。但你提到的语文教材问题,是特殊国情的一个特殊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搞得那么复杂,养肥了成千上万的寄生虫专家,实在是令人无语。
 
郭初阳:语文教育不需要课本。我挺同意在语文教学之外加一门阅读课,一周一两节持续阅读一整本书,而不是读那些语文教育读本。比如我们学习梭罗的《瓦尔登湖》,可以结合某个旅行项目来读,带领学生到湖边去,将阅读、思考、旅行、写作、反思结合起来,在一个长的时间段里深入到一本书里面,这对学生影响是很深的,远远胜过读教科书。我们应当以伟大的书为语文课本。
 
有人或许会说,在语文教育上城乡差别可能有些大,但我想说,就地取材非常重要,关键在于教师,乡村甚至比城市更适合培养孩子的语文涵养。文学的教育是可以抹平乡村和城市的界限的。
 
蓝蓝:语文教材或者是语文教育的这种变革,我觉得需要有中国那些比较好的、能够代表汉语水平的作家和诗人参与。
 
现在的教材都是所谓的专家们在选,但是我看到的比方说诗歌这部分,很多入选的作品并没有真正代表那个诗人最好的水平,而只是一些容易读懂的作品。我们学科教育其实是非常滞后的,跟我们当代诗人创作的这种水平相比,没有把最好的作品选进去。有必要把编写教材的人员和诗人作家叫在一起,坐下来讨论什么样的一些作品能够选进课本里,双方有一个沟通,而不是仅仅由单方面选择。不然,何以说,现在选择的代表了中国最好的语文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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