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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中国——追寻百年中国历史的命门
2013-07-18 13:09:24 作者:马维 来源:中国艺术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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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先生又出书了!想当年,《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风靡知识界、读书界,使这位长期生活于象牙塔中的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逐渐为公众所知,而他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与有关方面的角力,则更是令他的“粉丝”们倍感鼓舞——其博客的访问量之大,甚至让许多正当壮年、如日中天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望尘莫及。
 
如今,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又一次“出征”,带来《昨天的中国》一书,让深爱其作品的读者大呼过瘾。
 
辛亥革命: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
 
近年来,借助辛亥百年纪念之势,坊间兴起了一股重新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的热潮,不少人都说,袁伟时先生恰是这股“重评”热潮的始作俑者。的确,他对辛亥革命、尤其是对孙文的众多负面评价,曾经是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引发长久争议的话题之一。
 
有论者认为其观点颇具新意且皆有史料支撑,值得细究;也有学者认为他再三质疑孙中山、全盘否定辛亥革命,给人以偏概全、“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印象;还有一些同行则强调,袁先生的论断颇有深意,体现了一位有担当的历史学家的学术良知。在读此书之前,我对此类争论也大有雾里看花的感觉,不过读罢这本以探讨辛亥革命为主题内容的作品集后,先前的印象不仅完全消失,而且实在说,我对袁先生的观点也越发认同了。
 
今天,海内外的辛亥革命研究者公认,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当政者对保路运动这一危机的处理不当、革命党人的起义、立宪派在其后各省独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
 
以此看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不过是其中的一股势力,其作用并非如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举足轻重,更何况,以孙文为代表的党人,还身患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幼稚病”。
 
在骄傲的孙文看来,人群当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而他自认是第一等人,有权力带领“后知后觉者”革命,在革命中迫使“不知不觉者”觉悟。由此衍生而来的一套理论则是:国人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他称之为“一盘散沙”)。
如此这般,孙中山眼中的“自由”,首先是指政党、国家的自由,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换言之,此自由非彼自由,个人自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的所谓“自由”,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正因此,他在晚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无条件忠实于“总理”个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过就是显露了其思想底色而已。
 
不过,倘若仅仅以孙中山在思想上的缺陷为理由,来驳斥历史教科书对革命党人一边倒式的赞誉,似乎还显得底气不足。
 
当时的革命势力之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不仅是由于孙文个人素养的不足,而且更是因为长时期处于中世纪土壤之下的中国,在当时的确难以找到适应现代政治模式的富有远见的精英人物,能够像美国的建国诸父那样,在革命告捷之后,迅疾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制度建设诸问题,而是对失去权力耿耿于怀,缺乏妥协精神和法治观念,坚持要将权力控制于革命党人手中。
 
在我看来,如此行事,说得好听些是患有多疑症,不相信在别的势力(如袁世凯)主导下同样可以实现共和;说得不客气些,实在不过是独裁而已。而长期以来,国民党人为维持其在国人心中的政治正统地位,固然需要装点门面,对辛亥革命和以孙文为代表的本党人士作诸多夸大的正面描述,以“革命先行者”之继承人自居的另一家革命党内的诸公,亦毫不犹豫地延续了此种以讹传讹的革命叙事模式,继续为“辛亥革命”这场盛大的“化装舞会”抬轿粉饰,令几代国人面对历史的迷雾茫然不知却还自以为是,实在可悲可叹!
 
市场,自由的终极守护者
 
此种历史的烟雾弹,不仅发生在对百年前这场起义的描述上,而且,还遍地开花,渗透到对中国近现代史其它诸多事实的叙述上,俨然构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套话”。例如,作者在书中曾以不小篇幅探讨的一个问题: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因何在?传统上,人们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归结为“帝国主义因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那个历史时期。
但作者用久已公开的一系列统计数据证明,自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至1937年抗战开始之前,中国虽历经军阀混战,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10%以上,与最近30年以来的经济表现不相上下。
 
作者并将这种强劲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清末十年新政所初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作者看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和国家对私产的保障是其它一切自由的前提,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经济的活力随之得以迸发。
 
重提圆明园之劫
 
圆明园之劫,是国人心中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痕,标记着这个民族在上世纪所受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凌辱。普通中国人对此很容易会以一种纯粹单向度的视角看待这段心酸史。而在作者眼中,事实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一目了然。
 
就如同治外法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司法理念与西方各文明国家迥异,酷刑等现象普遍存在,令西人无法接受,圆明园之劫的起因之一是中国人残忍地虐待甚至杀害来使,而茫然不知此一行为违反了西方世界所公认的国际交往准则,作者由此慨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许多看似是外敌入侵带来的苦难,并不全由洋人引发,而往往是因自身观念的讹误造成的恰恰是无知、愚昧的作为和自傲的心态,铸成了近代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大错,令今天的人们禁不住扼腕叹息。
 
回望百年中国史,在一片片“革命”的喧嚣声中,多少生命化作青烟,而革命者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便又急着奔赴另一个战场;在一次次“打倒帝国主义”的呐喊声里,政治“精英”们各得其所,空留下一个个虚无的斗争对象来证明他们各自的英明伟大,却毫不顾及世间众生的苦难,还要或隐或显地强迫后者将他们顶礼膜拜。百年间,中国人的苦难罄竹难书,却又似乎找不到哪怕是一个责任者。
 
而《昨天的中国》所做的,就是为我们讲述这些苦难背后的缘由——看似苛责前人,但作者的一片苦心,都已包含在沉甸甸的书页中,什么都无需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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