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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夕的剪辫风潮
2019-01-07 11:23:56 来源:澎湃新闻网

辛亥革命最显性的结果,一是推翻了皇帝,二是剪掉了男子脑后的辫子。为了剪辫,光复后的各地军政府都一再发布告示。1912年3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专门颁布了《一律剪辫文》。所以,有人戏称这是一场“辫子革命”。

男子垂辫作为清代人的一大标志,辫子问题确也贯穿了整个清代。辛亥革命前夕卷起的那场剪辫风潮,也正是清王朝濒于覆亡的一种表现。

男子垂辫本为满族风俗

《满族风俗志》记:剃发垂辫是满族男子的发式,即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剃去颅前发,将颅后发编辫垂后。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许多民族都曾有编辫之俗,特别是通古斯语与阿尔泰诸族。《史记•西南夷传》记西南夷“皆编发”,肃慎、挹娄、鲜卑、柔然、室韦、乌洛侯、靺鞨等北方各族更是如此。《南史》记室韦“丈夫束发”,乌洛侯“其俗绳辫”,高昌男子“辫发垂于背”;《大金国志》载:女真男子“垂金环,留颅后发”,“辫发垂背”。满族之俗即源于此。

对游猎民族而言,这种发式有其实用价值,剃去颅前发,骑射腾跃疾驰时可免眼睛被遮掩;蓄颅后发编辫,露宿时可盘辫暖额枕头。更深刻的原因则源于萨满教的宗教意识。萨满教是通古斯语与阿尔泰诸族共同信奉的原始宗教,其天穹观认为天分九层,为天神阿布卡恩多力、日月星辰、风云雷电雨雪、动植物神、远古祖先及诸英雄神的居处,称金楼神堂。头发生于顶部,为人体的最高位,距天穹最近,被视为人的灵魂所在,极为重要。故女真或满族征战返师时,阵亡者尸身难于带回,必将发辫系上姓名、籍贯携归,公祭或发还家属祭祀后,隆重入棺安葬,称之“捎小辫”。

发辫既为这些民族男子的重要外部标式,自然也是美化装饰的重要部位。女真人系以“色丝”,满人于辫梢悬挂称为“坠脚”的饰物,行走时随辫摆动,非常美观。若以金银珠宝作墜脚则名“金八宝”,《红楼梦》里贾宝玉那根大辫,就是“从顶到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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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辫发
 
辫子问题政治化

清军入关初期,虽命汉人薙发但并不严厉。《清史稿•世祖本纪》记:顺治二年攻克南京,六月丙辰(初五,即1645年6月28日),再度颁布《薙发令》,这才严厉起来,令谕“南中文武军民薙发,不从者治以军法”。同月,又颁令直隶各省薙发,令曰: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使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此令一下,一时腥风血雨,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官府命人荷担巡游,担前竖竿,悬布“奉旨薙发”,凡见蓄发者即剃之,抵抗者则杀之,悬头竿上示众。后来理发担上竖有一竿,据说即此制遗孑。顺治四年年底,又颁布《官民服饰制》,明令弃明制而易满装。发式服式从此上升为政治问题,成为清王朝实行高压统治的重要组成。曲阜孔门后裔孔文謤,时任知府,上奏要求据守孔子之礼制而不薙发不改装,招致严词斥责,虽“念圣裔,免死”,但著革职“永不叙用”。薙发改装,极大伤害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民族自尊心,尤以知识分子为甚。有识之士指出:此举,令“满汉相怼,永永无已”,实是清王朝的一大失着。

在薙发改装问题上,一个叫孙之獬的人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孙,山东淄川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由检讨至侍读,因案削职。顺治元年,曾斥家财组团练守淄川,对抗抗清义军,得山东巡抚方大猷奏报,招入朝中,授礼部侍郎。当时,汉官衣冠仍依明制,上朝时汉满大臣分班而立。这个孙之獬迎合新朝,率先薙发改装,但站班时汉官以其满装而不纳,满官又以其为汉人而不容。尴尬之下,他上疏称:“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此奏正合清王朝核心集团之意,催生了薙发改装之严令,孙也因此遭人痛恨。后来他招抚江西失当被弹劾免职,顺治十年谢迁起义时城破被杀,“闻者快之”;朝廷讨论对他追谥时,也被以已免官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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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生意人
 
发辫去留的大辩论

晚清后期起,这根辫子除为传统反抗者鄙夷外,还受到了时代的挑战。鸦片战争之后,中外交往日多,外交官、留学生、华侨日增,人们眼界渐宽,风气渐开,观念相应而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辫子的政治含义也日趋淡化,更因被外国人讥为“豚尾”,在追求文明、仿效西式的社会风尚中,剪辫呼声日高,许多人干脆自行剪辫易服。同治末首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中就有不少人剪了辫,自行剪辫者中有些还是皇族贵戚。同时,又因国运日蹇,主权沦丧,专制腐败更烈,革命者决心剪去象征效忠清廷的辫子,表示与之决裂的政治态度,知识精英、青年学生亦以此表示自己的不满与追求。时住上海高昌庙江边码头的陈善琪便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908年8月20日)剪了辫;宣统元年十月十日(1909年11月22日),奉天中学堂学生宣布7天内剪辫;曾任上海商团公会司令的大有水果行经理江异(字荣侪)也于次年八月(9、10月)间剪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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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十奉天中学堂学生决定七天内剪辫
 
1910年,发辫去留竟引发了朝廷中的一场大辩论。是年八月间,外务部侍郎伍廷芳上疏请下诏允准官民剪辫。他的奏疏招来了一批守旧官员的竭力反对,其中一个专掌缮抄校对事的从九品小官—翰林院待诏在其《保存发辫折》中说得最妙,他说“发辫者,乃中国之国粹,亦全球上之特色”,“诚以祖宗之成法,不可轻言变更也。”剪去辫子,“非惟国粹亡,特色永失,无翘然特出之品以与各国挈长较短;窃恐尽学洋人,伊川野祭,其礼先亡,而缀绣山河将不复为我有矣。”他认为剪辫之倡,“必有外人从中煽惑,藉此用夷变夏,以遂其蚕食鲸吞之志。”他提出:“为排众议,保存国粹。倘再有以剪发入奏者,即以为外人作伥,按卖国议罪。”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资政院就剪辫提案举行了讨论。资政院本是清王朝为预备立宪而设的中央级咨询机关,为日后成立上下议院的基础。议员定额200名,钦定民选各半,钦定由皇帝从王公亲贵、京师各部院七品以上官员、各地硕学鸿儒及纳税大户中遴选;民选从各省谘议局议员中产生。故议员多为体制内人士,又派了皇族溥伦、一品大员孙家鼐为总裁,所作决议也须“具奏请旨裁夺”后才有效,所以,完全是一个为朝廷帮衬的摆设性机构。可在是日的讨论中,绝大多数议员赞成剪辫,只是易服则从商务考虑而主张暂缓。其中牟琳、文龢、罗杰、陈懋鼎、易宗蘷、方还等要求最力。牟、罗指出:现今已有大批人剪了辫,朝廷并未禁止,实已默许,不如明诏允准,“以新天下耳目”。易、方等列数留辫于外交瞻观上不雅、机器作业时多危险、军人学生操练中多妨碍,又有害个人卫生,剪之“有百利而无一害”。会上虽有甘肃杨锡田等登台反对,其说词无非老调重弹,被大多数议员讥为“无可驳之价值”。经3小时40分钟辩论,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以白票为赞成、蓝票为反对,采取实名制投票,为示郑重,表决前还封闭了会场。是日出席136人,以102票赞成,28票反对,6票废票,通过剪辫决议。

值得一提的是:是日收票137张,多出一张。亏得采取实名制,很快核出有人署“汤鲁璠”之名投了一张赞成票。汤不仅那天未出席会议,更是举国皆知的反对剪辫者,显然有人捣乱。果然,宣布结果后,一个名叫顾栋臣的反对者提出:既多出一票,其中必有舞弊,表决结果不应承认。旋因绝大多数议员认为票数悬殊,一票无关大局,否决了该动议。

资政院既作了决议,问题便交由朝廷核心集团即摄政王载沣与军机处裁决了。为影响核心集团决断,反对者又纷纷动作起来: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弹劾资政院决议“违反祖制”;学部大臣唐景崇明令严禁学生剪辫,致有因剪辫被勒令退学的;招生考时有令考生将帽置案,以查是否剪辫。京师商务总会更搞出了一份有3.5万人签名的禀帖,攻击资政院议员未深察国情肆口妄议。禀帖将剪发与易服混捏在一起,危言耸听地说:一旦剪发易服,将使绸缎、靴鞋、棉布、领帽、翎枝、估衣等业“生意消灭,生命财产,岌岌难保”;继将转相牵制,受害无穷,仅京师入会者三千四五百家,四五万人,未入会者数万家,都将衣食无着;若全国统举,将致“商务失败,而商亡,国未有不亡者”。将辫服去留提到“救商亡、固国本”的吓人高度。军机处与各部大臣中分歧也很大,军谘大臣载涛、陆军大臣荫昌、盐政大臣载泽都早已剪了辫易了服,多数人也都主张剪辫暂不易服,以化解矛盾,平息舆论。军机大臣毓朗即说:“剪发一事,易服又一事。”针对祖制不可变的说法,载泽云:“方今举办各项新政,已非祖制。阻止剪发,实无理由之可据。”但主掌军机处的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农工商大臣溥頲、资政院总裁溥伦等坚决反对,那桐表示“万万不可”,他说:难道剪了辫,国家就强了?京师商务总会那份禀帖更是奕劻、溥伦授意溥頲运动的结果。在奕劻操纵下,十一月二十日(12月21日),发出了不准剪发易服的《上谕》。文曰:

农工商部奏京师商务总会禀称:京师各行商会暨各省商众,以喧传剪发易服,力陈商业危迫,恳予维护等语。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除军服、警服,因时制宜,系前经各衙门奏定遵行外,所有政界、学界以及各色人等,均应恪遵定制,不得轻听浮言,至滋误会。特此明白宣示,俾京内外周知,以靖人心而安生业。钦此!

对这份《上谕》的产生,奕劻做了不少小动作。前一天,载涛还与他“争议良久”。故载涛见到《上谕》“极为激愤”,即刻赶去质问奕劻。奕劻“极不承认有反对”剪辫之意,强辩地说:“此次谕旨,专为维持商业起见。虽未能允准剪发,亦未见不准剪发。且只对于服制而言,亦可见朝廷于剪发一节,有将默允之意。”实际上,恰因没有明言准许剪辫,各省无法操作,即于暗中否决了资政院的决议案。奕劻这个政治“老江湖”,自以为得计地认为已将此事敷衍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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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1日沪军都督府劝令剪发辫告示
 
上海张园剪辫大会

然而,民众却不买奕劻们的账,尤是青年学生。据《春申日报》统计,至十二月(1911年1月),仅北京,法文学堂学生剪辫者十分之八,殖边学堂与交通传习所十分之七,财政与安徽学堂十分之六;连皇族亲贵子弟最集中的陆军贵胄学堂,竟也有150多名学生组织了剪发会,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5日)全体剪辫,使该学堂200余人中,仅四五人还留着辫子。京外各省也是如此,以湖北为例,十二月六日(1911年1月6日),两湖师范10多名学生剪辫,次日星期日又有20多人剪去,周一归校后效法者更多。监督刘洪烈无力阻止,又恐遭责,急忙电告学台。学台赶来训责学生时,有学生抗声回答:“此乃我辈之自由,与官师无干。”学台无奈,归禀总督瑞瀓,瑞瀓听罢,也只不知可否地说了句“善为约束”而已。声势最大的则是上海,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在张园举行了剪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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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申日报》上的漫画
 
大会是由伍廷芳等以上海慎食卫生会名义发起的。十二月初一(1月1日)先在爱文义路100号伍宅举行预备会议。出席预备会议的150多人中有150人赞成举行大会,反对者仅马则周等三四人,徽商胡琪(字二梅)慨允承担全部经费。1月15日下午1时,4万多人集聚张园安恺第前,为张园历次集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伍廷芳虽因故未能出席,但致函声明已于前一日剪去辫子。大会开始后,登台演说者络绎,台前填写《剪辫同志录》处更拥挤不堪。至2时,待剪者与待签者都已迫不及待。江异、商团公会坐办陶叔言在台上执剪,商团成员倪筱园、王楚生、顾諟明、黄安生等20余人,分别在安恺第楼上楼下义务代剪,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捐送双妹牌花露水,广生行捐赠香蜜,专供剪辫者使用。

大会气氛极其热烈,待剪者耸身上台,楼上楼下满场呐喊鼓掌,只听得剪刀响处,一声叫“好”,一阵掌声,一根长辫落下。当场上台剪辫者百余,合计各分处至5时已一千有余,而待剪者犹有数百。时有前来拍摄纪录片的,云“此实中国特有之事迹”,称将“运往外洋”,不知于今此片胶卷是否还存于世。

大会带动了上海民众剪辫热潮。次日,毛浩书局职工周丙坤等8人,一同剪辫。数日间,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前身)900多名学生中,300余人剪了辫;打铁浜中等商业学堂亦有60余人;中国体操学堂百余名学生中剪去者居半;六里桥浦东中小学堂、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南洋中学、民立中学、南市商团及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人剪辫;江南制造局测绘员蒲有新等五六十人在张园大会上剪了辫,上班后同事也多相约剪辫。

不过,就全国而言,至武昌起义前,剪辫并没有普遍地展开。武昌起义后,各地相继光复,特别是随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清帝退位,中国男子才逐渐剪去了脑后的那根辫子。

(本文摘自2018年12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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