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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高考忆事
2016-08-09 13:17:57 作者:chinaacn 来源:《中国艺术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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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算是历史上的乱世,但不可否认是一个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那个时期的学者文人有很多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的民国时代,近代教育体制确立,读书人开始依靠“高考”来“考取功名”。

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颁布,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得到确立,高等教育应运而生。

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首次招生。

这次招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所高校面向全国招生。先是各省督抚在本地进行初试选拔,通过选拔的,再送到京师参加第二轮考试。60分以上的,就是合格。

这是废除科举后,第一次举行“高考”。当然,当时还没“高考”这称呼,而且招生院校仅有一所,考生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但是,当时的竞争并不激烈。一来,当时还是清末,科举虽废除,但影响仍根深蒂固。因此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大众,仍以读四书五经为主,而认为学西方的科技只是不得已才走的道路。二来,京师大学堂首届招生,当时社会又较为封闭,知道的人不多,考的人就更少。所以,这次的“高考”,还是在慈禧下旨后,各省督抚才在管辖范围内组织考试的。

这种地方督抚负责初试,然后送到京城复试的“高考”模式,维持了几年的时间。但因为招生院校少,除了京师大学堂外,也就清末举办的几所学习西方知识的学校。所以,当时“高考”在社会上的影响,仍极为有限。

而且,参加高考的学生,多数是贫穷人家的子弟。传统出仕的道路无望,生活又没着落,因为这类新式学堂有补贴,所以才报考。例如鲁迅,当时就是因为家道中落,而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而从鲁迅的文章中不难得知,进入新式学堂,当时是有点受人歧视的。

在1938年之前,大学都是采用独立自主的招生考试制度。那时,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那时考试比较简单,科目少,题数也少,有很多学校招生考试甚至只是一篇作文。

比如北京大学1929年本科生入学仅考:国文、英文(或德文、法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化学五门。也有的大学要考八门,如武汉大学文科要考国文、党义、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连现在必考的英语都不考;理科为国文、党义、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生物。

而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就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篇作文就行了。

不过,1938年起,民国考大学就同现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了。也有全国统一高考,也是按计划招生,也分文理科,只不过全国统考的时间较短,只有几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时间,自1938年始,到1941年停止。之后因为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全国性统考无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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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考  免试保送

为了全国统考,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题阅卷及录取标准;制定及颁布试题;复核成绩;决定及分配录取学生。同时还负责研究招生制度的改进及其它相关事宜。

不过,全国统考仍然需要像前清一样“赶考”,当时全国仅设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郑、福州等十二个招生区。像南京、上海、北京都让日寇占领了,无法设点。当然这些地方的大学,由日伪政府组织,各校各招。

全国统考的效果和社会反响非常好,因为它相对公平,可以减少各校招生时的“走后门现象”。1940年,教育部将这一统考形式固定了下来。但因时局变化,次年就考不成了。1941年到1949年,民国政府都无法组织起全国统一高考。

民国全国统考时,也采取过灵活的招生办法——“保送免试”,现在保送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民国时学的。那时也有高中会考,会考成绩优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学。一般说来,会考生中有15%的人有保送的机会,但保送生的成绩要求不低于80分(满分100)。另外,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中有 50%的学生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

从上面可以看出,民国时考大学比现在要轻松一些。除了保送生比例多外,当时的考试科目虽然不 少,但题目不复杂。如,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文科(文、法、商、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科(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另 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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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统考  大学也招生

在抗战时期没有全国统考的岁月中,怎么上大 学?在停止全国统考后,民国教育部根据时势,制订和推广了现在仍受不少教育人士青睐的“联合招生”“委托招生”等招生制度。由民国教育部划分出相应考 区,指定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设一家召集大学组织牵头,联合招生。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如昆明区,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所属10个院校,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

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一般根据民国教育部的规定,由各考区自己决定。但各校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审核,不是想招多少就招多少的。如果招生不足时,可组织第二次考试。这个联合招生制度确实招出了不少人才,如共和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就是1941年在联合招生中,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的。

联合招生考试和全国统考一样,也有“保送免试”,总比例亦很高。如1942年,这年考试入学人数和免试生比例为85:15,即100个新生中,有15人是免试保送的。保送生的要求比现在宽松多了,首要条件当然是优秀生,但不会太呆板。各大学也招先修班生,这部分学生免试上大学的比例高达50%。进入先修班的条件并不高,所修各科成绩及格,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均应70分以上,就符合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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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开销可能比学费还贵

民国的高考,由于多是自主招生,除了录取标准和现在差别很大,收费标准也和现在大不同。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民国没有统一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会让你缴纳报名费,一般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不管最终是否取得入学资格,报名费是不会退给你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学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日到8日,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各学校的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

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教授治校”的传统

民国考大学经常有“破格录取”的逸事发生。其中诗人臧克家和学者钱钟书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1930年,26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但诗人的数学成绩太烂,考试时居然吃了“鸭蛋”。好在他国文考试时遇到了当时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评卷,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他在《生活杂感》里写道:“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话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臧克家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后,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他破例给了臧克家98分的高分,并排除万难使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

据说,1912年闻一多报考清华大学时,其他学科成绩很差,也是因为国文成绩好,为主考老师所欣赏,被破格录取了。能录取臧克家,许是感同身受了。

1929年夏,钱钟书考清华时偏科严重。国文特优,英语满分,数学却只有15分。为此事,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特召他至校长室谈话,后特准钱入学。钱钟书回忆说,他当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其实,罗家伦本人当年亦是被“破格录取”到北京大学的。1917年,20岁的罗家伦参加北大招生考试,作文满分,深得判卷人胡适赏识,并将其推荐到学委会。然而调阅成绩,罗家伦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亦平平,学委会的人摇头否决。最后,还是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了罗家伦。而罗家伦未辜负胡、蔡二伯乐所望,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后来更是成为著名教育家,并在自己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为钱钟书开了绿灯。

民国屡有大师“破格录取”之幸运,与作为他们伯乐的教授在招生决策中的地位和权力有关。民国时期,教授是个相当体面的职业。资料显示,1927年6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教授的月薪为400元至600元,相当于一位县长工资的20倍。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曾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此确立“教授治校”的传统。

所谓“教授治校”,与教授的个人特质密不可分。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曾评论道:“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且作为治校主体,拥有一定决策能力的教授们,必须清醒地处理好公共事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好取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常听自己的邻居讲,“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合格,即未录取。同年,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和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均落榜而未录。教授们举荐破格录取的学生,和自己没有任何私人交情”。

可见在高等教育奇缺、达官贵人很有势力的民国,抑制高考腐败全赖其师德及整个社会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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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里复习板凳当床

“今天有全国统一高考,抗战时也有高考。”多年来致力于抗战时期沙坪坝文化教育研究的沙坪坝区文广局党委原书记吴波、沙坪坝区地方志原负责人张建中不由感慨。

吴波介绍,抗战爆发后,全国108所高校中有52所内迁到大后方,其中27所迁到重庆,沦陷区学生随之蜂拥到重庆。为了适应抗战时期的特殊需要,1938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后来,统一招生范围扩展到公立各院校。

教育部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设立招考分处,7月中旬报名,7月下旬考试。重庆设有沙坪坝、北碚、江津白沙3个考点。

“参加考试的学生太多,找不到住处,学生们只好在茶馆的板凳上睡觉。”吴波说,当时沙坪坝聚集了16所内迁大学,作为重庆最大的一个考点,从小龙坎到重庆大学一带林立的茶馆里,都是备考的学生。一条板凳,一杯茶,学生们就这样在茶馆里坐上一整天,看书备考。到了晚上,他们和衣往板凳上一躺。正是夏天,也不用担心感冒。茶馆很人性,只收茶水钱,晚上板凳免费提供。

防空洞煤油灯下高考

1938年起,日本对重庆发起长达5年多的大轰炸。张建中说,为了应对大轰炸,当时考卷都分为A、B两套,“先发一套,如果飞机来袭,考生们马上进入防空洞躲避。”警报解除,再换一套试卷继续考试。

1940年到1941年,日本对重庆进行不间断的疲劳轰炸,高考只好改在防空洞中进行。学生们坐在石板上,小凳子当桌,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应考。“由于洞内空气不流通,个别身体差的女学生考着考着就晕了过去。”

“一张纸”的高考

在1938年之前,民国考大学则没有全国统考和联合招生一说,都是各个院校自行招生,但会受到教育部的管理。

1933年之前各校虽然分文理科(理科当时叫“实科”),但文理生的比例没有规定,考生想报什么就什么,对什么有兴趣就学什么。如1928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25198人,文科生占73%;193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37566人,文科生占75%。这比例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显然是极不对称的。从1933年起,教育部开始“比例招生法”,强行规定,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生。1935年起的更有针对性,直接给各校下达文理两科生招生人数。这也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此法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在1937之前,即1912年到1937年之间,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考大学属于“一张纸时代”,或者说“一篇作文时代”。也就是说当年考试极为简单,科目少,题数也少。

比如,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

当时,北大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蔡之后的1930年10月起,由蒋梦麟任校长,一直到1945年10月。蔡之后,北大试卷的内容多了,但与现在相比,也不算复杂。如,1932年北大的国文试卷分六部分,内容就比1929年一道作文丰富多了,也像一张试卷了。

对面如此简单的试卷,恐怕现在80%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考上北大的。或许有人有疑问,国民时考大学这么简单,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吗?这是不用多说的,看看他们的名字,你就知道。考大学“一张纸时代”涌现的人才,甚至比现在“精选时代”考出来的人才还多,还厉害——著名“汉园三诗人”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1929年考入北大;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29年考入北大(理科预科);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钱学森,1929年考入交大机械工程系;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而其实,在民国那个年代,“教育不平衡”现象也很严重。乐黛云说,真正的从社会底层能够“冒出头”来的很少。而那些真正能从农村走出来并创造成就的人,换到当下绝对是学霸。

在官僚有钱阶级把持整个教育系统的民国,富家子弟考大学占很大便宜。一份1932年燕京大学学生在颐和园附近的调查,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200元,其中饮食开销占去一半,一年下来只能存下十几元钱,供孩子读大学显得很困难。如此看来,没点家庭实力支撑,在民国读不起大学。

当时社会上有一个顺口溜,说找对象“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言下之意是“北大的都是老学究,上师大的都是穷人家,因为师大免食宿学费。而清华、燕京都是家庭富裕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民国时代大学文凭十分“值钱”,但仍旧存在严峻的就业问题。随着大学教育渐趋普及,大学毕业生增多,加上时局动荡的背景,民国大学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北平大学生还曾发起过要求政府解决大学生求职就业的运动。

为此,国民政府先后在南京举办过四次高等文官考试(简称“高考”),参加考试的主要是大学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和“海归”。这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数千名毕业生通过民国“高考”找到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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