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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谁为梁思成落泪?
2016-01-21 13:41:04 作者:李辉 来源:《中国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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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 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随着宣布北京市政府的行政中心将迁往通州,梁思成的名字再次为人们屡屡提及。半个世纪前,为保护世界最完美的由城墙和胡同构成的老北京,梁思成当时建议在西面公主坟一带新建行政中心,不能让老北京承担过多的经济、行政功能。可惜,他的建议无人采纳,甚至受到批评乃至批判。谁料想,半个世纪之后,历史竟然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无疑,梁思成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可是,他却是一个很悲哀的大师。他所极力呼吁保存的、维护的诸多美好事物,他健在之时就开始陆续消失。消失的一切,印证他的先见之明,烘托出他的伟大。历史诡异与悖论,恰恰在此。每念及此,总是令人感慨无限。如果梁思成在天之灵,得知通州将成为北京新的行政中心的消息,他的心中,是落泪,还是流血?北京,在想到梁思成时,还有人为他流泪吗?

三十年代在创办现代中国的第一个建筑系时,梁思成曾为“建筑师”设计过这样的标准: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在许多人眼中,显然,只有他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他对古代建筑的考察、测绘,他对古都文化的描述,他在雕塑、绘画、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见解,使他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建筑师的范畴,而成为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文化大师中的一位。

看来,三十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能够成为京派文人沙龙,不仅仅在于林徽因身上散发出的艺术活力和性格魅力,也在于梁思成深厚的文化修养与见识。他不爱言谈,尤其当林徽因现场论说古今挥洒才华时,他常常静静地坐在一旁,不时轻微一笑。虽然如此,他对文物对古建筑对文学的独到见解,他的综合文化修养,使他在这个文人圈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读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和其他文章便会发现,它们是美术、历史、考古、文学、建筑多种领域的综合反映。他第一个将从美国留学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研究之中。让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并非一个单一的考古学家,或者工程师,他既能不厌其烦地丈量尺寸和绘制图纸,更能为我们描述出传统文化的诗意,而这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底,没有家庭环境中对民族文化的深爱,没有留学美国游历欧洲的机会,就无法造就出他这样一个能够挖掘出中国建筑文化精髓的人物。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便这样评价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斯人已远去,在未来的文化舞台上,我们还能看到同样的身影吗?

梁思成只能属于二十世纪。也许可以这么说,以后的世纪,恐怕再也难以出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物。许多历史条件已经无法再现:任何人都不再可能有梁启超这样一位国学大师的父亲,也很难再有林徽因这样一个既有艺术造诣又有敬业精神的贤内助。即便这些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山川田野间再也没有那么多被历史烟尘掩盖的古寺古塔,等待未来的人们惊奇发现、细心勘察。曾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北京古都,因为业已消失,已永远不再可能诱发出人们的历史激情和历史想象了。

应县木塔上的身影

在一个漫卷风沙的日子,我爬上了山西应县木塔,那是1993年的四月。当时,虽然没有想到现在会写这样一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但站在巍峨的古塔下面,我还是很自然地想到当年前来勘察这座千年木塔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行。1933年到1993年,正好整整六十年。暗淡的灯光下,陡立的木梯依然昏暗。我缓慢地向上爬,每上一层,便走到栏杆前环望四周。每上一层,风就愈加猛烈,人几乎站立不住,只有牢牢抓住栏杆,才能不被风刮飞。

塔下的应县县城,是否还是当年梁思成看到的样子,我无法得知——想必早已大大改观。木塔耸立,雄伟而壮观,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之后,斯物犹在,真是难得而幸运的事。怀着这样的心情,根据自己曾经读过的关于林徽因梁思成的资料,根据所见到过的他们那次山西之行的照片,我想象着当年。想象着梁思成如何打着电筒爬行在灰尘掩埋的柱梁之间;想象着他和林徽因,和同仁们如何仔细测绘着塔身构架;想象着他们为发现一个千年古塔、为他们的古代建筑研究获得一个珍贵例证而如何地惊奇和兴奋。

我想到了当年陪同梁思成勘察木塔的年轻学者莫宗江先生后来的回忆:他们爬到了塔顶,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供攀援的东西。他们必须爬上去,才能完成整个木塔的测绘。那天,风呼呼地刮着,让他们有一种会被刮飞的感觉。梁思成第一个抓住铁索,两腿悬空着往刹尖攀援。他攀上去后,其他几个年轻人也一一上去,终于将塔刹的各部尺寸、做法测绘下来。那时梁思成顾不上九百多年历史的古塔木板已经枯朽,也未想铁索是否锈蚀或断裂,他就那么毫无顾忌地攀援。大风中他摇摆着身躯。如果当地人有兴致在塔下仰望,一定会吃惊眼前目睹的一切。

木塔建成之后,梁思成是否是千年来攀上塔刹顶点的第一人尚不敢断定,但能够把它当做文化遗产看待,能够以全新的知识全新的眼光打量它,梁思成则肯定是历史第一人。古建筑在他眼中,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当他攀登木塔时,当他考察一座座石桥时,当他观看古老的城墙时,他绝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与他所接触的对象融为一体了。

“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我很欣赏一位英国建筑历史学家关于“建筑”的议论。在他看来,当一个穴居人为了更舒服在山洞口挂上几张皮子的时候,或当牧民用根柱子支起兽皮搭帐篷的时候,建筑活动并没有开始。“建筑”不始于第一个用木棍和泥巴或树枝和茅草搭起的小屋,或堆起石头用草泥作顶。这些东西比起燕子窝或海狸穴来,并不更能称其为“建筑”。当人类第一次用平石板搭祭坛或立起石台的时候,“建筑”也并没有开始。只有人类第一次将自己与他的建筑视为一体和引以自豪时,并且比单纯的需要更进一步。他开始关心他的建筑外观之时,“建筑”才真正开始。这位建筑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建筑史中,应该排除那些仅仅就是“房子”的房子,并且明确在“房子”与“建筑”之间必须有区别。

梁思成恰恰在这方面拥有了建筑的灵魂。他以做学问起步,从枯燥的架构分析、材料分析、形状勾勒等等专业常识,走进了包容历史与现实的人类精神。他对建筑历史描述,已不能仅仅视为单一的学问。只有他真正了解那些古建筑的价值,因为他把它们和创造它们的人的精神视为一体,也只有拥有他这种文化关怀的人,对古建筑的热爱,才达到了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梁思成当年会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向周恩来描述可能会消失的北京古都景象。也开始明白,当他谈到北京城墙时,会将它视为一种生命来述说:“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像,或它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五十年代在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一座辽代古庙被拆除,梁思成感到十分惋惜。后来,有感于自己的被误解,他有过这样一句无奈的感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这简直是一句禅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才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一声感叹,世人谁能深深体味?

北京城墙的诗意构想

以“复古主义”的罪名来批判自己,这绝对是梁思成始料不及的。翻开1955年的中国报刊,得承认当时对梁思成的批判和别的批判相比,实在轻微得很。不妨找来一本《新华月报》,看看各种报刊的文章目录索引,铺天盖地的各类批判文章中,梁思成的名字是很难发现的。频频出现的名字是胡风,是胡适,是梁漱溟,是他们成为1955年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不过,正是这样一种对比和映衬,我才觉得对梁思成的批判,不会是仅仅局限于建筑方面的随意之作。它当然是历史风云的一角,是文化观念被政治观念简单取代时无法避免和逃脱的命运。

把大量建设“大屋顶”类型的建筑,归罪于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实在有些勉强。简单地将古代宫殿式屋顶,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头上,并不符合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早在1944年撰写《中国建筑史》一书时,他就对此类建筑评价甚低。他注意到二十世纪在中国的欧美建筑师,已经在有意识地把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与现代西式建筑结合起来,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的建筑等。但恰恰是梁思成认为:“然而此数处建筑中,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协和医学院与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

其实,一个如梁思成这样具有博大精深文化造诣的人,早已不局限于工匠式的思维,他注重的是整体,注重的是建筑与人、与自然的融合,即便是某一文物的保护或者利用,他也尽可能在设想着它们与现代人生活的关系。他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并非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古建筑,而是将其看做具有永恒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他是那么钟情于它们,关于它们他有那么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息。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个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在述说这样一个构想时,梁思成俨然是一位诗人一位画家,心中充满着诗情画意。谁能像他那样具有深深的文化关怀?谁能像他那样,把建筑学与环境美学、历史美学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目光里,历史与现实、未来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1950年,在急切地将这一构想写进《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时,他一定激发出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想象。在那一时刻,他把自己融进了历史的流动,融进了古老却又魅力无穷的北京古都。他用这样的方式拥抱古都,拥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为一个城市,也是为一种历史文化唱着赞美诗。

即使古都已经消失,即使他的赞美诗仅仅是一曲绝唱,但对于梁思成来说,他的建议和呼吁,他的诗意描绘,却是他文化创造的一个结晶。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辉煌。

在批判的漩涡中贬斥自己

从反对浪费国家财产的角度而展开的对所谓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其实是五十年代初关于北京城墙废存讨论的延续。在现实面前,梁思成的建议已不可能实现,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将他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

和当时的许多其他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探讨的内容,甚至文化根本不是关注的对象。需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权威者的文化信念。这样,最便利的办法,莫过于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压倒被批判者,将人的文化思维,引到一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上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话:“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整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的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建筑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文艺报》1955年)

政治上的宣判足以消除古建筑文化能够激发出的所有诗意,也足以消磨梁思成的文化关怀。当他在1956年初召开的政协会议上进行自我批判时,我感觉,以往的梁思成已经消失,或者隐退到浓浓的阴影之后。他不再可能拥有激情,也不再会有丰富的想象。在文化退到现实生活中毫不起眼的角落之后,除了无奈的感叹,他已经很难再有作为。《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英文《中国建筑史图录》他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是过去完成的,之后,他试图修改的计划,再也没有实现。

在那次自我批判中,梁思成这样贬斥自己:“但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百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军。”(见《梁思成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

这里,没有一点儿属于文化范畴的探讨,过于浓烈的政治色彩,完全遮盖住了梁思成身上最具有价值的本色。梁启超不会预想到,他为梁思成选择的文化之路,并不能让梁思成避开政治运动的喧嚣。纯粹的学术,纯粹的文化,在许多时间里,也许根本不存在。文化与政治,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二十世纪尤其如此。有的文人,希望文化是一片美丽、静谧的桃花源,能够在那里面实现自己的价值。可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笼罩,政治始终制约着文化。它可以使文化辉煌,也可以使文化黯淡;它可以让一个文人一夜之间声震寰宇,也可以让一个文人顷刻间声名狼藉;它可以帮助文人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可以让文人的诗意丧失殆尽。这是否可以归纳为历史永恒主题,我不知道。

类似1956年的检讨,在“文革”中梁思成又不得不一次次重复,并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不同的是,做第一次检讨时,他所珍爱、他所勘察过的许多古建筑还存在,而“文革”爆发后,它们或者已被破坏,或者完全消失。他所钟爱的北京城墙,很快就将几乎荡然无存了。

从五十年代批判“复古主义”,到“文革”中的“破四旧”导致的文化大破坏,梁思成失去了他所珍爱的许多东西——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人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

沈从文说:梁思成应该当北京副市长

在阅读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的同时,我借来了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有意识地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它们,联想它们作者的命运,不能不深切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从三十年代起,沈从文就与梁思成夫妇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沈从文,才与众不同地理解和认识梁思成的价值。

1948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述说自己对北京古都未来发展的设想。他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最好有一位“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的梁思成,若能任副市长,“实中国一大光荣事”。

沈从文到底是一个小说家,他以诗意和想象,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文人理想中的北京。在他看来,北京应该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的工资应提高到园艺师的水平,他们如果检查私人住宅,只是为了卫生和绿化问题提出建议。北京图书馆附近、濒临北海的大草地上,应建立六组白石青铜雕像,以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的新发展新贡献。故宫博物院也改变通常的机关制度,而采取学校制度,真正发扬文化而非“发卖”文化。大学将被重新设计成花木掩映的花园,学生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谈诗,课堂和长廊均挂有风景画等美术作品。对于各种宣传标语通知启事之类的招贴,沈从文则认为应该加以严格限制和控制,将它们放在极其不起眼的地方,他甚至这样说:“宣传标语通知,均被限制小至约手掌大小,且只能于盥洗间饭堂相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

这未必就是梁思成心目中的乌托邦,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北京,两人则是一致的。他们当然希望未来的北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存在与发展。但对他们更为重要的是,处在这样一个世纪,在战争、政治变革、经济的不断更迭变换面前,文化到底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们为文化而生存,为文化而思考,也为文化而陶醉于梦想。他们这样的文人,浪漫得像激情的诗人,他们永远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即使现实有时让他们显得尴尬显得不合时宜,即使他们的理想显得空幻显得苍白,他们也不失其价值。

因为拥有文化精神,他们的人生才富有意义,因为总是带有理想色彩,他们的创造才最终超出了时间的局限。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热爱传统、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人。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谋取私利的个人手段,当他们选择文化创造为毕生事业之后,现实的一切障碍一切磨难,都难以销蚀他们的文化痴情。有这样的痴情,他们才会对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爱。有这样的爱,他们才会不愿意看到人们轻易地去打碎它们。他们在它们身上发现民族的智慧,发现历史的美,并浪漫地幻想它们能够与现实、与未来融会在一起。

从这方面来说,梁思成和沈从文都是诗人,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心中的诗意挥洒出来。读建筑史、雕塑史、服饰史,从那些旁征博引的论述中,我明明白白读出了诗意。

永远的困惑

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后,曾经竭力想保留其历史原貌特征的梁思成,就注定要成为人们不断提及不断感叹的人物。几年前,梁思成的晚年伴侣林洙女士,写过一本关于他的回忆录《大匠的困惑》。第一次读它之后,我就再也无法摆脱“大匠的困惑”带给自己的困惑。

书的封面设计突出了这位大师的历史困境,或者说历史尴尬,他处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的包围之中,它们显得那么密集,露不出一点儿天空,仿佛巨大的重负压在他的身上。他低着头,右手支撑着头颅。他在想,也许什么也没想;他困惑着,也许根本顾不上困惑。封面装帧设计很简单,但整个画面勾勒出了梁思成一生的心境。

对于一个致力于传统文化整理、总结和保护的文化大师来说,还有别的什么能比他所珍爱的文化被贬斥、被消解更让他痛苦困惑呢?困惑也许还在于,在这个世纪的行进中,他的所有努力,他的所有足以令国人自豪的文化创造,在战争、政治、经济、自然灾害交替出现的现实面前,常常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而不堪一击。在历史场景中,梁思成困惑的身影,和其他一些文人相比,也许显得更加寂寥。如果说一些文人的遭际尚可接受与理解,因为它们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在别的世纪,也会同样发生,而梁思成面对的建筑文化的破坏与消亡,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或者应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缓解。

然而,古都不再。梁思成徒有仰天长叹!悠悠此情当时又有谁解?!梁思成感伤的也许并非具体的一道城墙、一座牌楼的消失,而是人的文化精神的萎缩,是传统文化的被轻视被抹杀。于是,更困惑的成了我们自己。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不能不面对那些在种种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了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

无法接受、无法解释的一切,必须接受又必须解释。历史就这样把尴尬、把困惑又一次放在了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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