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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画大师专题
2016-03-17 09:43:05 作者:chinaacn 来源:《中国艺术文化》
伪画大师——沃尔夫冈•贝特拉奇
 
 
特约撰稿 章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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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贝特拉奇

“我就是再画2000幅伪作,市场也会照单全收。”这句话出自德国艺术伪造犯——沃尔夫冈•贝特拉奇之口。他和妻子海伦娜在1970年代至2010年间缔造了战后最大规模的伪画案,伪造了50多位大师的约300幅画作,骗过了无数艺术史学者、藏家和经纪人。

贝特拉奇最擅长伪造马克斯•恩斯特、海因里希•坎本东克等20世纪初德国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也仿制古典大师的素描,并扬言任何一幅伦勃朗都难不倒他。这位伪造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不临摹已知的作品,而是在深入研究艺术史及艺术家之后,找出艺术家创作生涯中的“空白”,创作出一幅幅“遗失的名作”。2011年,贝特拉奇和其妻子的伪造行径被发现,被分别判以6年及4年有期徒刑。今年1月,鉴于他在狱中的良好表现,贝特拉奇被批准提前出狱,再次引起了艺术世界的关注。

被誉为“世纪最强伪画大师”的德国人沃尔夫冈•贝特拉齐今年终于刑满出狱。随后他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家画廊举行其个人画展,第一次用自己的签名卖画。如果没有英国绘画界的“福尔摩斯”,贝特拉齐现在可能还在世界各地继续过着招摇撞骗的逍遥日子。

落网

每隔几个星期,一些有年头的古画的照片或原画就会被送到尼古拉斯•伊斯托博士英国伦敦的办公室中。作为一名专业研究颜料的科学家,他成立的艺术分析与研究公司专门帮助博物馆、私人画廊、公司、交易商和苏富比等拍卖行来分析和鉴定绘画作品的真伪。

2008年的一天,伊斯托博士接到了一个司法鉴定的案子。“要鉴定的是一幅德国艺术家海因里•坎本唐克1914年的画作《红马肖像》。这幅画于2006年在伦佩茨拍卖行创下天价拍卖纪录。”伊斯托博士说,“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对于一件如此高价值的艺术品来说,居然没有一张艺术历史学家开出的认证信,这让我起了疑心。”

伊斯托博士像往常那样喝完咖啡,就去了公司的实验室。桌上放着移动式显微镜、高性能台灯,墙上挂着许多画。实验室里还有一台多光谱照相机,照相机装在一只机械臂上,可从上方扫描画布。这台照相机能在不同波长的光下对画作进行拍照,从红外线到紫外线。这样就可以在不破坏原作的情况下,分辨出画家使用过的颜料。“坎本唐克的这幅画曾经被送到一家德国的机构鉴定,但他们没看出什么不妥,于是就委托我再好好甄别。谁知这一查就查出了大问题。”只用了一天研究和鉴定的时间,伊斯托博士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幅画是拙劣的伪作!“画作当中使用了钛白颜料,可是这款颜料是1916年才发明的,也就是说在1914年成画期间,画家根本不可能用到这颜料。”伊斯托博士提供的重要线索引起了德国警方的高度重视,他们迅速展开调查,一支钛白颜料使潜伏在艺术界疯狂伪造画作30余年之久的超级骗子沃尔夫冈•贝特拉齐落网。

以假乱真

在伦佩茨拍卖行曾创下拍卖纪录的《红马肖像》被鉴定为赝品后,成为西方艺术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假画拍卖案。在众多收藏家、画廊、拍卖行和博物馆圈内引起轩然大波,大家人心惶惶,纷纷再重新鉴定自己手上画作的真伪,没想到真相的曝光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艺术圈彻底震惊了!

收藏家们发现自己花费数百万美金买来的巴勃罗•毕加索和费尔南•莱热等50多幅大师级作品,皆出自于贝特拉齐之手。近30年来,他成功地忽悠了各位专家、拍卖行、博物馆、画廊,甚至是马克斯•恩斯特的遗孀,让他们无不认为那些画是真作。一时间,艺术界对贝特拉齐的评价呈两极分化态势,一部分人认为,这位造假大师是百年难遇的人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是艺术史上不折不扣的罪犯。大家开始对这位技艺精湛的艺术骗子抱以极大的兴趣,德国佬的家底就此被翻起。

沃尔夫冈•贝特拉齐1951年出生于科隆的一个小镇盖伦基兴。父亲是教堂的画师与修复师,从小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为之后从事的“艺术”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4岁时,贝特拉齐就创作了第一幅伪作——模仿毕加索,当时就显出娴熟的技巧。在艺术学校学了些技艺后,他被嬉皮文化吸引,开始云游四方,从摩纳哥流浪到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听听摇滚吸点毒。1978年,曾在慕尼黑和其他艺术家举办过联合展览,以游戏人间的心情进行艺术创作。在浪荡的青葱岁月中,贝特拉齐开始贩卖小件伪作。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以250美金的价格买下了两幅十八世纪佚名画家的冬日风景画作。贝特拉齐发现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果画中有溜冰活动,那么价格是那些空无一人的画作的五倍之多。于是,他在买来的作品中小心翼翼地加入溜冰者,并顺利卖出了好价钱。随后,他开始购买老旧的画作,并在画中加入溜冰的景象,仿制古典大师的作品。

1993年,他遇到了一个也酷爱画画的女子。“留着浅褐色长发、着装打扮散发浓郁波希米亚风情的海伦娜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贝特拉齐回忆道。两人一拍即合,婚后成为“伪作生意”上的合伙人,他们觉得要把事业搞大,就得进行角色扮演才能以假乱真,这对夫妻编造了一个个故事将艺术市场玩弄于股掌之上。为了增强可信度,他们甚至伪造了老照片去愚弄专家们。海伦娜穿上租来的复古衣服,假扮成她的祖母端坐在沃尔夫冈的伪作前,拍出来的照片再进行作旧处理。当她把这些赝品卖给收藏家和拍卖行时,会带上这张“老”照片,并谎称是在她的家族收藏里发现的。有时,她又摇身一变,告诉收购者那些作品是她爷爷在纳粹时期的宝贝。海伦娜说:“我觉得自己有这个天赋,当我告诉别人说画是从我的家人那继承得来的,那些人信以为真的表情让我想笑。你必须有个这样的好借口才能将画卖到百万。”贝特拉齐说他画了数以百计的假作,其中一些他还见过挂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廊里面。“1986年,我的一幅画以25000美元卖到了纽约。2009年,我与妻子在一间画廊看到了这幅画。我让海伦娜去问价格,她回来告诉我这幅画现在的售价是220万美元!”

贝特拉齐和海伦娜是合作紧密的团队,一个像幽灵般悄无声息地作画,一个颇有默契地将作品卖给那些不知情的收藏者。仿作集中在二十世纪初大师的作品,比如安德烈•德朗、马克思•佩希斯坦、乔治•布拉克和其他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画派的画家。在一次次得手中收获了可观的收入,据不完全统计,两人在过去20多年间,通过伪造、售卖14幅名画共卖了4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7亿元)。他们的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警方的注意,1995年,在刚开始伪作买卖之时,二人就被警方盯上,但一直没有足够证据将其逮捕。随即,他们就离开了德国,直到2008年,用贝特拉齐自己的话说:“因为小小的偷懒,没有用平时的方式自制颜料,而是直接用了‘钛白’颜料而捅了娄子。”

贝特拉奇伪造了一幅声称为坎本东克创作于1914年的作品《红马肖像》,这幅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艺术界的震动,被视为坎本东克最完美的作品之一。该作品以280万欧元在拍卖会上售出,创下了当时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的最高成交纪录。而正是这幅画导致了贝特拉奇的落马,他在匆忙创作中使用了现成的“钛白”颜料,其中含有的钛白成分在1914年尚未被发明,故《红马肖像》被发现为伪作。

走进艺术家的思想

“天才”一词一直被用来描述贝特拉齐。他公然宣称:“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伪造者,许多伪造者无法复制每一个艺术家,但是我可以,我可以伪造任何人的作品。”有人曾经问贝特拉齐:“达芬奇难不难模仿?”他狂傲地回答:“达芬奇又不是很难!在我模仿的这么多大师当中,倒是乔凡尼•贝利尼有点难。”他技艺的高超之处在于并非是一味的模仿,而是花了数年时间来研究和分析他所模仿的画家其画作和生活方式,《伪造的艺术》一书的作者诺阿•查尼认为,大多数技术高超的艺术伪造者不会去复制现有的作品,而是按照艺术家风格去创作新的作品。

贝特拉齐和海伦娜正是这么做的。他们刻苦钻研艺术史,挑选有文献记载但原作却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的作品来画。通过仔细研究大师的画风风格,用和其极为相近的笔法,几乎像进入画家心灵一般来绘制完美的大师级作品,再将其伪画谎称为文献记载中的佳作,流入市场,谋取暴利。

贝特拉齐不无得意地说道:“如果大师们有时间的话,应该会画这个。他们没空画,我帮他们画了,算是学以致用。在艺术史探索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就查google。”他说,“要模仿别人的风格。以牺牲自己的身份为代价。就必须忍受住任何的进步、创新和炫耀。”贝特拉齐创作的目的在于走进一名艺术家的思想,创造一幅根源于艺术家本身的作品。这位德国佬的手艺不仅精湛,而且作画方式非常严谨,他选择对应创作年代的画框与画布,画框后的印章来源地必须符合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在自制的特殊烤箱里加速画面的老化形成合理的断裂层,并把搜集来的旧时的灰尘撒在画框与画布的缝隙里。

贝特拉齐的伪造水平可以从他的“代表作”中看出,其模仿马克思•恩斯特风格创作的油画《森林》在2004年瑞士的Cazeau-Beraudiere画廊以180万欧元的高价售出,并在2006年被借往德国马克思•恩斯特美术馆,之后又以700万美元价格被一位藏家入手。实际上,恩斯特本人从未创作过这件名为《森林》的作品。后来当收藏这幅伪作的人知道真相后,他还是坚持买下它,并表示:“如果马克思•恩斯特真的画了这幅,应该是画得最好的一幅。”

把监狱变旅舍

2011年,经过40天的审判后,警方确定由贝特拉齐亲手绘制的署名毕加索和莱热等大师之名的作品共58件,被判监禁6年,其妻子海伦娜被判4年,艺术界的“雌雄大盗”锒铛入狱。一手揭发其伎俩的伊斯托博士在听到宣判后显得很激动,他说:“像贝特拉齐这样的伪作者毁了艺术历史,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利用历史来赚钱的造假者。”但同时他也承认贝特拉齐的手法确实过人,除了颜料失误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破绽。

德国政府对艺术家显然有非凡的礼遇,设置开放监狱制度,但凡有雇主聘用,就可以白天出狱工作,晚上返回监狱休息。贝特拉齐夫妇在服刑期间不但被借出参与纪录片拍摄,每天还可以到朋友的工作室上班。

纪录片中透露出佳士得甚至有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贝特拉齐伪作做了拍品画册的封面,在得知真相后,佳士得发表声明,认为那件作品不管怎样都是件杰作,值得上封面。纪录片《苏富比伪画大师》后来入围了“德国奥斯卡”萝拉奖“最佳纪录电影”。

贝特拉齐的狱友耳闻其“响亮”的名声,都过来拜托大师帮忙文身。但贝特拉齐担心以开先例,“订单”接不完会影响其他的创作进度,他开玩笑地对狱友说道:“如果我帮你画刺青图案,如果画商看中的话,小心他们会把你的皮剥下来。”不过,贝特拉齐仍在狱中为狱友绘制人体素描,以这样的方式交朋友并大受欢迎。德国佬栽了,被骗的人们发现自己被耍了,矛盾的是,很多艺术机构却羞于承认之前的某一件重要作品其实是一件伪作。美术馆与鉴赏家不想承认自己曾经看走眼,而买家也不希望他们花大价钱购买的作品顷刻间就遭遇贬值。总之,那些曾经宣称拥有真品的专家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眼前的这幅画实际上是这位叫贝特拉齐的画家在自家后院里画成的。

在《伪造的艺术》一书中,查尼谈到很多大型美术馆都藏有“张冠李戴”的作品。但更可怕的是,即使一位伪造者被揭发,他的全部伪造品也不会因此被完整公开。在每一个故事里,谁也不知道究竟一位伪造者制作过多少件作品,其中又有多少件被大白于天下。

回归自由

今年一月,由于贝特拉齐在狱中表现良好,在服满3年多的监禁后提前被释放了。听闻这一消息的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的艺术圈都战栗了,人们都在问一个问题:贝特拉齐是不是又要画了?

出狱后不久的五月,贝特拉齐的个人画展“自由”在慕尼黑artroom9画廊开幕。对于第一个用自己的名字来署名的个展,贝特莱齐这么说道:“将自己首个个人画展取名‘自由’,是想表达第一层意思是‘我现在已经自由了。我自由了,不用再回到监狱里去。’第二层意思是‘如今我可以自由地画画,而不再是模仿其他艺术家。我可以画任何我想画的东西。’”这个仅有24幅画作的展览在未开幕前已经获得了国际的关注,其中据称最昂贵的作品卖到7.8万欧元。

2014年12月,当他还在服刑的时候,一位瑞士画廊商人举办了一个贝特拉齐的展览,作品被销售一空,纯利润超过65万欧元,但该画廊却因此被瑞士艺术商人联合会除名。贝特拉齐说道:“任何批判我的人要么是想报复,要么是出于妒忌。”尽管如此,他在慕尼黑的代理画廊主柯蒂斯•布里格斯并不担心这次的展览会遭到同样的厄运。“我相信大众的审美,而且沃尔夫冈已经为他所做的付出了代价。”布里格斯谈道。

查尼认为:“艺术伪造者通常都是失败的艺术家,他们被报复心或自尊心所驱使,想要对曾贬低他们的原创作品的那些艺术机构表示不满和愤怒,以此证明他们和那些被称为大师的艺术家一样优秀,对名誉和认可的需求时刻占据着他们的内心。”这样的心理在贝特拉齐身上也一览无余。当被问到“你在博物馆里见过自己的作品吗?”他狡黠一笑地答道:“当然,我是世界上在博物馆里展出最多件作品的艺术家!有次,我去到维也纳的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故意对美术馆档案员说‘哦,我看见自己的一幅作品被挂在墙上,但很抱歉不能告诉你是哪幅。’”

人们问贝特拉齐:“知道自己错了吗?”他回答:“是的,我错了,我不该错用钛白。”“我是罪犯还是艺术家,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想”

Q: 贝特拉齐先生,您被认为是二战以来艺术市场上最不寻常的画家,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你是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似乎这量刑还轻微了一些。

A: 我究竟是罪犯还是艺术家,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想。我可以理解,从法律的角度,我确实是一个被定罪的罪犯。

Q:你有没有思想过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正确?

A:我肯定有想过,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要成为一个艺术伪造者。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有独特的绘画才能,只是我用错了地方。这些年以来,我心底里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

Q:可是不管从法律的角度还是道义的角度,您都欺骗了很多人,并且利用这种欺骗赚得了巨额财产。

A:在审判前被扣留的14个月中,我见到了真正的罪犯:杀人犯、虐童犯、强奸犯,和他们相比,我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也没有去偷或去抢。

Q:这么说您还觉得自己量刑过高了吗?

A: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好接受的,但量刑也确实是公正的。毕竟伪造假画这事我做了三十几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我反而没有心理包袱了,因为终于可以公开地以自己的身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写作、拍电影、雕塑、画我自己喜欢的内容。

Q:以前你有很多钱但默默无闻;现在出名了却没有钱了。

A:出名这件事从来没怎么吸引过我,要不然在上世纪70年代,我就可以开自己的画展,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这感受就好像一个在学校上学的孩子,当毕业的时候,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挣脱课堂的束缚,去体验新鲜的生活。我想要一辈子都画画吗?当然不!我想要去体验不同的人生、旅游、邂逅各地美女,好好享受生活!

Q: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要告诉全世界,嗨,听着!这些所谓的大师画都是我的杰作!

A:从来没有。如果我想要这么做的话,大可以在画上留下我的签名,我知道有的伪作画家就是这么做的。有一次,我差点想在一幅马克斯•恩斯特的画作上画上一只米老鼠,故意露出破绽,愚弄下那些专家,但后来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做这些无聊事情的人在艺术界都混不长久。我确实很享受作画的过程,而且看到它们卖出好价钱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更有意义的是我能根据不同人的风格为那些艺术大师们“补上”其从未创作过的画作。

艺术市场的病灶

在讲述贝特拉奇经历的同时,纪录片也不断探究何以有如此多的受众为贝特拉奇所骗。艺术市场的贪婪和非理性在影片中被放大。贝特拉奇不仅有高超的画技,更 深谙艺术市场中各人群的心理。贝特拉奇的妻子海伦娜所扮演的角色,即是在经纪人、鉴定专家和买家间周旋,宣称这些画作都是继承自家族。

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斯•马克在片中坦言:“市场的逻辑是对贬值、批评和怀疑加以惩罚,对鉴赏和狂喜进行奖励,也喜好为作品冠以‘杰作’的名号”。市场渴求夺人眼球的大师名作的出现,因为这对艺术市场利益链条中的人来说是共赢的:鉴定专家、中间人和拍卖行可以收取高昂的佣金,买家和卖家各得其所,正是这种狂热的需求滋生了伪作的供给。“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我们的故事是真的”,海伦娜在谈到他们编造的家族史时如是说。

沃纳•史毕斯是一位名声显赫的艺术史学者,曾在1997年至2000年任蓬皮杜艺术中心馆长。贝特拉奇伪造的恩斯特的作品三番五次骗过了史毕斯的眼睛,也使得史毕斯名誉受损。但这些判断失误并不妨碍史毕斯收取高额的佣金。他也拒绝为贝特拉奇的庭审作证,造成了不少假画在市场上的二次流通。

贝特拉奇有着与他所伪造的艺术大师相仿的天赋和才能,出众的作品,但何以前者的画作竟是废纸一张,后者的却可在艺术界的喧嚣声中售以天价?真与伪的界限究竟何在?真品的价值是那些凝固在那画布上的油彩,还是附加在画布上的虚荣?贝特拉奇的伪画向牢不可破的艺术世界的价值系统发起着叩问。
 
 
 
一桩震惊世界的假画案揭出中国画家讳莫如深的美国往事
 

特约撰稿 徐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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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的钱培琛


曾经在2011年震动整个艺术圈的造假欺诈案近日在美国开庭审理,在这个涉案金额高达6000万美元的欺诈案中,画作被造假的包括马克•罗斯科、威廉•德•库宁以及杰克逊•波洛克众多艺术大师,涉案画廊——位于纽约曼哈顿上东城的诺德勒画廊关门歇业。这家画廊成立于1846年,历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却在假画案中关门大吉。而一手画出“罗斯科”“波洛克”“德•库宁”的,就是住在纽约皇后区、年逾七旬的上海画家钱培琛。据悉,作为主要涉案者之一的钱培琛可能将会缺席庭审。

该案原告Gucci前主席、现任苏富比董事会成员多门尼克•德•索尔夫妇通过诺德勒画廊买下“马克•罗斯科”的画——《无题》,送去鉴定后最终被定性为假画,虽然之前也有藏家发现通过诺德勒画廊买到了假画,但是索尔夫妇是赝品案件中唯一对簿公堂的,他们把诺德勒画廊和画廊前总监弗里曼告上了法庭。

据悉,1月26日下午出庭作证的证人包括了著名的艺术史学家、MoMA荣誉退休的首席策展人约翰•埃尔德菲尔德,以及著名的加州画家理查德•迪本科恩的女儿格雷森•迪本科恩•格兰特。涉案画家钱培琛至始至终坚称自己对售假一事并不知情。

华人画家的仿作搅乱了整个艺术市场

2013年,案发之初,《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就此事在上海采访了年逾七旬的上海画家钱培琛,他的名字近期来不断地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众人知晓。钱培琛所画的63幅仿美国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在FBI的追查下曝光。这些作品被当做大师真迹,以8000多万美元(约合4.9亿人民币)的价格售出,买家不乏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令艺术界震惊。虽然一夜之间名扬天下是所有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制假”的罪名恐怕并非谁都可以担当,张大千仿石涛的美术界佳话也绝无可能在当下复制。

暴风雨般的,不经意间竟然以此种方式出了名,国内国外艺术界几乎都知晓了这位“业余画家”的大名。纷纷扰扰的传言甚嚣尘上,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中反映,此次“高水平”的造假事件,几乎影响到了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行2013年当年的秋拍。真伪之辨的疑云在拍场渐渐聚集,质疑画作真伪者络绎不绝,买家们比往常更小心谨慎,深怕看走了眼花大价钱买入一幅临摹的赝品。“住在皇后区的这位华人画家把拍卖这潭水给搅乱了,扰乱了整个市场。”钱培琛当时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谈起“出名”事件的后果,颇有无奈。

这位年逾七旬的老者语速轻缓,带着从上个世纪改天换地的重重运动中走过来的谨慎,也带着那个时代人们所留下的特有的软糯的上海话,讲述过“一夜之间名扬天下”时的复杂心情,以及朋友们熟人们对此的不一表现。他当时曾反复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强调,自己“更愿意谈的是艺术”。

钱培琛身处舆论漩涡——根据美国法律,美国联邦调查局告知钱培琛,作为绘画者和临摹者,即使临摹的是17世纪画坛巨匠伦勃朗的名作,并堂而皇之地在画面上签上伦勃朗的大名,只要不是以真迹的名义和价格出售,也不会被视作触犯美国法律。虽然这些尚需最后的司法说法,但是美国方面没有起诉,也没有限制钱培琛出入境。如果钱培琛真的参与到假画销售中明知故犯,那就不仅仅是账面上可见的区区几千美元的收入,更应该能够追溯到大笔资金的进出,然而这一切,钱培琛都表示并未涉及。

在遭遇了来自怀有不同目的旧日相识的猜测、妄断、评论、以及各种“追忆”之后,2013年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那天,钱培琛坐在上海青浦一个尚未正式开放的艺术空间里语调平静地讲述那与“美国梦”相关的往事。选择前往美国,曾是整个1980年代的十年里中国艺术家的集体行为。1978年到1980年之间,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个重要转折,众多外国美展来到中国,“星星画会”“十二人画展”等等和与主流冲突的美术事件此起彼伏,时代变动中释放出的能量把这些艺术家们带向画框以外的世界。也正是钱培琛的突然曝光,使上个世纪80年代去国的那批中国艺术家的生涯再度受到注目。

初到纽约深入丛林

1981年,钱培琛42岁,在一个本该认命的年纪赴美开始漂泊之途,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能与一别三十多年的父母相见。据钱培琛的自述,他是家里的老大,解放前夕父母就去了台湾,12岁那年他只好从舟山来上海投靠姑姑,小孩子离开家乡起初总会觉得无限感伤,但是上海繁华都市的许多新奇美妙的东西立刻迷住了这个海岛来的小孩。自幼热爱绘画的钱培琛因为高昂的学费止步于当时沪上专业画室门前,考大学又顺应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身不由己地选了数学,毕业后在中学担任数学老师。

钱培琛对于老师沈天万先生,虽然没有如其他入室弟子一样,正式行过拜师的叩拜大礼,但是,钱培琛常常向沈先生讨教绘画之事,形成了事实上的师生关系。1979年元月,沈天万先生、钱培琛、孔柏基等人组成的“十二人画展”成为写入中国当代美术史的“文革”后第一次“在野”行动,它比日后名声卓著的“星星画展”更早也更具非政治化的因素。“十二人画展”的参展油画家几乎清一色的受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的影响,衔接了民国第一代中国的西洋画家被中断的美学实践,这个“文革”之后的上海“地下”画家群中人在往后的30年岁月中大部分都跻身国内艺术界知名人士的行列。1981年,钱培琛在香港与父母团聚了7天,之后以F1学生签证,被父母送到了纽约,终于可以专业学习绘画。这一年之后,与之青梅煮酒的陈丹青抵纽约,而之后名声大噪的陈逸飞较其早一年抵美。

19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才开始了两三年,纽约城里没有多少大陆来者,即使有些移民,也多属驻扎于唐人街的广东籍人士,粤语就是那里的“国语”,不会说广东话的中国面孔出现会引起异样的注意:“唐人怎么不会说‘唐话’?”没人告诉这些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应该怎么做。

30年前,地铁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属于闻所未闻,城市标志性高楼大厦也没来得及进行密集型建设,钱培琛站在曼哈顿的建筑丛林里,几乎就想逃回来了。举目无亲,一个人也不熟悉,远房的亲戚礼貌地把他送到出租的房子里,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了,刚到纽约的钱培琛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等回过神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个小时。幸好内心存有的对艺术的执着向往,让钱培琛在第二天就摸索着去了仰慕许久的大都会博物馆,虽然第一次进门连票都不知道怎么买,与博物馆的大师作品面对面交谈般的感觉还是让钱培琛放松下来,安慰自己此行是值得的,登上摩天大楼也让钱培琛的决心更大,“一定要让女儿来这里看看”。

没人管的纽约艺术学生联盟

1980年代出国的大陆艺术家,大多已在国内的各种运动中消耗掉了自己稍纵即逝的青春期,他们到了美国都有点原形毕露的感觉,好人特别好,能人特别能,坏人特别坏,因为原先在国内有个制度压着,除了政治运动这种特殊机会,基本看不到原来的面目,到了美国这种竞争激烈而公开的地方,本质就全部显露无遗了。

不论是早已归国的魏景山,还是做了多年中美间穿梭的候鸟的钱培琛,或者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张宏图,“文革”的共同经历使他们一致认为,突然间抵达美国,是在国内被人“喂”惯了也“管”惯了的艺术家,一下子被扔到了一个自生自长的环境,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失重迷失方向也可能自生自灭,但相对而言,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更容易激发艺术家自身潜在的创造力。

初抵美国,钱培琛在纽约一所名为“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的艺术学校学习素描和版画。学校位于纽约57街第7Avanue,学制松散、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入学考试,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艺术课程,学校不提供学分和学位证书。包括钱培琛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会选择这样的赴美路径,因为它学费低廉,在学校注册成功后,就可以获得F1留学生签证。如今国内人士对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美国名校的鼎鼎大名都有了审美疲劳,“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已有百年历史却知者鲜少,当年诗人闻一多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同时也曾经在此间学习过绘画,这所学校还曾经有过如今在西方当代艺术史上被奉为大师的抽象艺术家波洛克、罗斯科的身影。1981年、1982年钱培琛与陈丹青先后进入此间学习。

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里,画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一位老师令钱培琛念念不忘,这位老师所画的一个个闪着荧光的圆圈圈进入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收藏。抽象表现主义是二战以后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艺术运动,当时由于二战的猛烈炮火,许多欧洲的重要艺术家到美国躲避战乱,抽象表现主义由此而生。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在立体主义所带来的解放感中寻找形式的同时,在超现实主义中汲取即兴表现的灵感和技巧,到1950年代末,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走向衰落,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终结。

留学生很辛苦,半天念书半天就在学校打工,一个小时5块美金。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有个好处,从校长到门口的工友都是喜欢画画的,学生们负责做清洁工作,把教室里的垃圾都集中起来,一边扫地一边观察教室的情况,同时还有同学在其中画画。钱培琛这一批人年纪都长,陈逸飞、陈逸鸣,人数最多的时候有20多个,到中午大家坐在一起吃午饭,拿出来的多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白面包,伴着学校免费提供的牛奶下咽,或者一杯白开水冲泡自己带来的茶包。

让钱培琛高兴的是,木心先生也与之在同一个绘画工作室。“木心先生的英文不太好,虽然我也不太灵,但总好过于他,于是可以为他做做翻译。素描班我们在一起,然后版画班我们又是同一个工作室,与他相处的时间很长,差不多有8年。”因为留美用的是学生签证,每天早上必须到学校签个名,表示来报到了。“第一件事,便是木心来寻我,在喝咖啡的地方,聊聊天,一起进教室,画得累了再一起出来坐一会。”木心尚未从国内出来,钱培琛便已听闻他的名声,在美国,能够和木心先生一个班级共同上课,让钱培琛备感高兴。钱培琛常常与木心一起去买绘画材料,木心对之十分友好。钱培琛仍然自认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业余作者”,木心对其的影响却深深地沁入心里。因为平时已和木心聊得太多,受之影响潜移默化,在学校与木心的长时间接触,让钱培琛拒绝参加日后陈丹青津津乐道的讨论小组。记忆这回事儿,并不是说付诸笔端了,才意味着永不相忘

解决面包问题

1980年代,按国家规定,出国人员最多只能携带50块美金走出国门,即使国内有点知名度的画家腋下所夹带的一卷作品也不可能立刻到了美国变现。大陆留学生们从纽约下了飞机,最后的目的地却不一定在纽约,因此大部分人不得不在纽约度过抵美的第一晚,然后在次日转其他的交通工具去往另一个城市报到。于是,50块美金中20块钱付了出租车,如果再支付一夜的旅馆费用20块,如此一来火车票就没钱付了。有人因此在次日清晨趁无人注意就滑脚开溜,逃掉旅馆费用,绝尘而去。其实这些所谓旅馆也不过是一些家庭小旅馆,过一夜的费用10块20块美金足矣,但区区10块美金在当时也着实难为了囊中羞涩对域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若干年之后,当他们又有机会偶遇旅馆主人,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艺术家们会拉住当年的“债主”偿还当年的欠债,当年的旅馆钱,如今还给你!

画家们到了美国,为了维持生计,往往都从街头画肖像开始谋生计的第一步,一旦可以上街画画,生计便不成问题,钱培琛的回忆里,这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纽约的街头艺术家们都集中在曼哈顿,一张小桌子,一个小画架,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在此谋生的起点,当然,要画得比顾客本人漂亮那就成功了。肖像画成黑白的是一个价钱,画成彩色的又是另一种价,价格不一,来画画的顾客心情不一,给出的价格也不尽相同。顾客里,黑人顾客出手最爽气,游客的钱也好挣,最难对付的恰恰是中国人。一天光景好的时候可以挣三四百块美金,不济的几十块也有,且要画到次日凌晨2点,冬天的纽约街头彻骨寒冷,圣诞节期间尤为如此。

钱培琛说,当时,到纽约的中国画家中有很多人都去工厂画花布了。艺术不再是国内认识到的神圣,面包的问题急需解决,这是异域生活的首要之义。如今有了国际名声的某当代艺术家彼时也在印刷厂打工,同他们一起在街上画肖像。格林尼治村第四街的一个篮球场,黑人在边上随地大小便,画家们就在篮球场的铁栏杆边画画。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晚归的地铁上,画家们会把一天的画画收入塞在袜子里,回家的地铁里困了眯一会,等醒过来,那几张钞票就不见了。钱培琛遇见过三次抢劫,从地铁站出站,被黑人以问时间为由拦下,接着就是被一把枪顶在了腰间。

一位当下极具知名度的画家早在赴美前,国内已颇有影响,到了纽约,为了生计去画俄罗斯的圣像,画完,却被老板以大小与给出的样板不一为由而批评“不灵不灵”。他放下电话,面对着公园嚎啕大哭,一把辛酸泪,憋屈得很。

留学都是居无定所,钱培琛搬家的次数都记不住了,但基本都是在皇后区黑人区转悠。初到纽约,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难免迷失方向,落魄地踯躅街头。热气腾腾的中国城里都是人声鼎沸的餐馆,留学生们却因为没钱而在门口止步不前。钱培琛与陈丹青两个人一起买两包速泡面,冒着雪,跑到亲戚家里用水烧一烧,就在中国城里,吃得大汗淋漓。相识于微时的情谊,如今回想起来尤为美好,钱培琛回忆:“后来陈丹青经济状况转好,去中国城里的面馆吃饭,哪怕吃的是一碗只有5块美金的面,也要在台面上‘啪’地放下五块钱的小费,以示大方。”自尊与自卑的强烈反差,还让陈丹青特意将此事告知钱培琛。

“小老板”的要求

1990年左右,在下曼哈顿街头画像的钱培琛被Rosales的男朋友及一个名叫Jose Carlos Bergantinos Diaz的艺术商人发现,他们提出,“你可以帮我临摹一张(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作品吗?”开始时,一幅作品支付钱培琛600美元,最高的时候,支付钱3000美元一幅作品,但价格在此封顶。

有一堆诸如能够在异乡维持生计、坚持学业、把家人接来美国团聚种种需要钱的理由,“相对于20美元一幅的街头肖像,面对这样诱人的价格为什么说不呢?”钱培琛将经纪人称之为“小老板”,与之合作十几年,相处如朋友一般。“如果我知道他把我的临摹作品当作真迹出售,我是绝对不会与之合作的。我只是以为自己这些都是临摹品——人家家里买不起大师真迹,但又十分喜欢这位艺术家,于是就只能以其九牛一毛的价格买入一些肖似的临摹品,挂在墙上装饰家居。”

实际上这些收入中还包括钱培琛自己创作的作品,因为钱培琛是该画廊的签约艺术家,但是画廊经营钱培琛的作品价格并不高。在上海艺博会出售艺术家作品所得的收入,也汇总到一起支付给钱培琛。在纽约,自家的院子里那条从大门通到车库小道上,钱培琛常常把创作的大画拿出来晒晒太阳,泼彩的油画颜料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干得快一些,这些,在后来的《纽约时报》上也成为邻居们口口相传的造假“罪证”。

钱培琛临摹一幅现代派大师作品的所需时间并不长,只要理解画义,大胆实验,实际上画家本人也没有当作真迹来画,画起来自然放松,权作一种游戏制作。“他们要求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联邦调查局在电话里对钱培琛说,“你现在住的是皇后区的一幢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而画廊经纪人住的是价值百万的别墅。”钱培琛也曾经疑惑于“小老板”的本事怎么会那么大,那么会挣钱。但是该画廊还经营着钱培琛创作的作品,并为之开过个展,请来众人为他捧场,在画廊里,钱培琛的作品与画廊经营的雷诺阿、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挂在一起,向众人展示。

对于美国,钱培琛的不适应在于语言和人脉的拓展,对于内向的他,不会主动去找画廊,不像一些画家一到美国就夹着一卷画去找画廊,这条路也许是对的,但是似乎不适合他。于是,钱培琛只是先进学校,与木心一起画画,走了另一条路。

母语烙印的困惑

母语文化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是钱培琛也是至今留在美国的钱培琛的朋友画家张宏图到美国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钱培琛的英语一直不太好,他此前对说:“年纪大了,觉得不必再把精力放在语言的学习上,还是琢磨琢磨自己艺术的走向吧。”钱培琛的画作中,至今有着唐代仕女的形象轮廓,只是,模糊与空白了的五官面容给人以某种被伤害的历史感。而在1980年代后期,张宏图开始把领袖人物的形象放入作品中,经过变形或解构,这些形象对像他这样在“文革”中度过了青春岁月的一代人来说代表的是一个从崇拜到怀疑到破灭的过程,每一步都刻骨铭心。他的领导人系列作品为他在西方受众中带来盛誉,但1998年之后他没有再做过这个领袖人物系列,因为那时候中国国内的艺术家已经把领袖人物的形象做得很“商业”了。从那之后他开始用梵高和莫奈的手法画中国山水画,再次引起追捧。

从2004年开始,钱培琛总是往返于中美之间,回国后他总是要来沈天万先生家里坐坐,关于美国的生活,却三缄其口。与绝大部分有过闯荡美国经历的中国画家一样,对于“美国往事”一概讳莫如深。沈天万说:“从美国回来的那些画家,都不愿意谈论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若在彼岸过得得意,也就成了赵无极、朱德群。不如意才寻思着要回来,回来后谁都闭口不谈不如意。

钱培琛到美国之后,就开始用麻袋这个材质作画,且尺幅巨大,常常一幅画覆盖掉整个墙面。麻袋的收集来自各处,大小不一,为了能够达到钱培琛作品需要的尺寸,只能用各处搜集而来的几个麻袋互相拼接而成,接缝处的白线,进入画面,俨然成为艺术家心仪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在国人眼里,技术处理上不到位,麻袋粗糙不堪、松散无序的质感和上面残留的有机物质,油画材料覆盖之上,却更显得脏兮兮的。但是在美国,钱培琛在脏兮兮的麻袋系列外面加上一个玻璃框,立刻感觉焕然一新,解决了“脏”的疑问之外,麻袋的肌理,形成了一种粗野原始的视觉,带着倔强无畏的气息。沈天万对钱培琛这一系列作品十分看好,认为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钱培琛是可以成功的。

“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

钱培琛所牵涉的案件如同阴影中的一道光,映照出那些曾经去美国或者至今留在美国的艺术家群体,他们身上所浓缩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与命运的戏剧感在时代的映衬下显得尤为特殊。西方现代艺术往往是到异国他乡的原始文化中寻觅灵感,而许多中国的画家却是从油画这门异国他乡的艺术出发,把中国符号带入到西方的现代艺术中,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也是阐释“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

陈丹青、钱培琛、严培明等人是1980年代初最早一批出国的艺术家;接着是蔡国强、谷文达、朱金石等,他们于80年代中晚期出国;而黄永玉、徐冰、吴山专等人则选择在1989年以后离开。2000年初,他们陆续回到中国又迎头赶上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繁盛,更广泛的是消费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崛起,他们有的与之达成一致,有的在抗衡中独树一帜,总而言之都成了中国艺术领域的明星与代表人物。一位滑头的著名当代艺术家直到回国前,把剩下的一批国内买来的油画颜料以不高的价格卖给了钱培琛,言之凿凿地说——可以给你画一辈子啦!

出生于上海的华裔艺术家费明杰曾经把纽约比作各派各门剑客云集之地,艺术家就是那些一心求道的剑客,而那些画廊的经营者好比是擂台主持人,画展就是擂台场,每一分钟都在较量。剑客们无论有多少绝技怀身,却还是成了棋盘上的棋子,有车马将相,也有兵卒。有不少艺术家在厮杀中黯然离去,惨淡收场。

在纽约,陈丹青的画室位于42街,从他的画室走到灰狗巴士站,全部都是红灯区,满大街性商店,他在其中潜心画自己的静物,令人惊叹。

魏景山在美国学习时,最初感受到的就是美国在校的学生做展览,如毕业展,不会有人来帮忙,从展场的灯光调试,位置高低,都要自己亲手操作,而在国内做展览,你只需要交出一幅作品即可,后续都会有人安排妥当。

现在上海田子坊驻扎的艺术家古原1990年代初期赴美,他的日子显然相比十年前出国的艺术前辈们要过得轻松自如,尽管在艺术上颇有天分,然而他在语言上却毫无天赋,英文一窍不通的他曾经扬言:“除非有人主动邀请,我绝对不会主动踏上美国的国土!”果然有美国画廊主动与其签约,其作品很早就参加了纽约艺术博览会,并从此骄傲地脱离了每个抵达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都要挣扎过的底层生活,出门交涉必由一名英语翻译陪同,以此显示“著名”艺术家的范。

 
 
五百年第一人 张大千伪造古画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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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作为书画收藏家和鉴定家的张大千,是历史上少有的。在历史上像他这样既是收藏家还是顶尖的一流作假高手的,大概只有北宋时期的米芾了。徐悲鸿先生说他的画作是五百年来无此君。而我却要说,他造假画的水平也是五百年来无出其右者。张大千书画作伪的情况,有很多专家都做过专门研究,其中以台湾傅申先生的《血战古人的张大千》,较为全面而详实。我认为张大千的书画收藏和他的书画作伪是双轨并行的,正是因为他有丰富的历代书画藏品,对历代名家的笔法和用纸用印等了如指掌,所以,在作假画时才能心中有数。存真度高,让人真伪难辨。

早年师从摹古高手,张大千的家庭是比较富裕的,在他二十岁前后就开始书画收藏了。当时,他所生活的上海是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遗老、遗少和外国洋行云集在这里,过去古玩界有句老话“价高照远货”。大量公私藏家的书画一时间云集到上海。而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和曾熙又是对书画收藏情有独钟的人,他们在和收藏家们交流的时侯,经常把年轻的张大千带在身边面传心授。正是因为有着很好的经济基础,以及名师的帮助,使得张大千在书画收藏上的起点高出常人,没有走弯路。

李瑞清和曾熙对清代石涛和八大的画最为推崇,收藏了一些他们的书画作品。受到老师们的影响,张大千最初收藏书画多是石涛和八大,这和庞莱臣、吴湖帆这些藏画家们在清代书画收藏上四王吴恽为主,是大大不同的。学习中国画的方法在过去就是临摹,而且要以下真迹一等为上。张大千经常从老师和自己的藏品中,选择一些来临摹。他有的临摹作品就可以骗过专家的眼睛,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所临的石涛所画的《自许荆关一只眼》骗过了黄宾虹。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原作和张大千仿作的图片,这件仿作的时间是1919年,说实在的,当时张大千的笔墨还很稚弱,没有石涛画中那种拖泥带水的苍润老辣之境。款字也是很弱的,不见钟繇的韵味。如果说,张大千有什么特异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没有采取死板僵硬的对临,而是只取了的石涛题款,在构图和用笔、设色上用自己的方法重新改造,这种臆临本,是鉴定中最让人鉴定家头痛的。因为,这种臆造本自由、灵活、气韵生动。此后张大千主要是用这种方法来造假画的,虽然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基本的方法不变。

对一个受到儒家教育和佛学熏染的人来说,造假画绝对不是什么心安理得的事情。张大千最初造假应该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认为他之所以造假画,除了为经济利益和自我显示外,还和他的三师叔有关系,此人是李瑞清之弟李筠庵,学过仿制古画的方法,并做了许多石涛的赝品,曾多次骗过程霖生。石涛画境变化无尽,新颖怪奇而又法度严谨,大千正是通过石涛而涵盖了唐宋元明百家之长。

20世纪20年代的李筠庵以造假画为生。但是,他自己的书画基本功不好,就拉张大千来共同作案。有了师叔这个榜样,张大千就坦然多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他们合作的一些石涛书法长卷。造假画历代皆有,一些著名的书画家也曾经参与其间,如清初的四王之一的王石谷,但这绝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事情。如果张大千不做假画,对他的艺术水准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造假画,是张大千一生中的白璧微瑕,而不是锦上添花。

伪作令鉴定家头痛不已

张大千造假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这是他造假画的初始期。在此阶段他仿造的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书画作品,从石涛、八大山人到唐寅、陈洪绶的作品都有。由于张大千是个收藏大家,手中藏有这些人的画,所以伪造的手法往往是东拼西凑,或者是完全臆造。当时这些名家的画作大都在私人收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社会上没有多少人见过名家的真迹,使得他的大量仿品轻松、顺畅地流入收藏家手中,其中有些是日本企业家和书画收藏者。现在看来,这一时期张大千的仿品,水平都不是很高,比较容易看出来。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这个时期赴敦煌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对唐宋时期的人物画研究得极其深入,而他的书画藏品,此时也由明清扩展到唐宋,其中不乏南宋董源《溪岸图》这样的名作。随着艺术水平的提高,张大千开始大量臆造唐宋时期的书画作品。由于他此时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其绘画的技法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皆已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加之他手中有真迹可以参考,在装裱和做旧方面都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同那些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和扬州片相比,不可同语。此时很多外国的收藏家,主要是美国的收藏家们,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兴趣大增,而此时清宫旧藏和庞莱臣的藏品又开始纷纷流散到市面上,张大千伪造的唐宋元时期书画,也乘着这股风潮流向国外……

张大千造的唐宋时期假画,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大约10年前,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董源《溪岸图》是不是张大千所造”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争论的双方都是当代的书画鉴定大家,如高居翰先生认为此画就是张大千所仿。这个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大千有一个习惯,他在买到一幅宋元的古画后,往往自己会画上几张,也就是书画行里面所说的“下蛋”。这些“蛋”有的是通过他自己之手卖给别人,有的则是通过拍卖行销售。因为他的仿品水平高,拍卖行和鉴定师很难看出来。

我听一位前辈说起这样一件事情:张大千在建国前夕,从一位鉴定家的手中买了一张宋人的山水,买到后他就造了几张。40多年过去之后,这位鉴定家居然在境外的一家大拍卖公司里,看到张大千所仿的古画赫然在列,并且做为重点拍品被推出。而同时去的另外一位鉴定家看了这件东西拍案叫好,弄得这位先生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只能够敷衍了事。

请名家为仿品题跋

这一时期,张大千所做的假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请当时的鉴定大家为他所摹仿的古画题跋。其中有4个人为他题得最多,他们是:叶恭绰、溥儒、黄宾虹、于非庵。在故宫博物院所办的真假画的对比展中,有很多被现代的专家辩认出来的张大千造的假画上,往往有这些人的题跋,有的甚至三家齐聚。这真是假做真时真亦假。这些人都是当时鉴定界的权威,说起话来一言九鼎,他们为什么要趟到张大千造假画的混水中?是他们的眼力不济还是另有苦衷?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是,这些权威人士的题跋,已经成为当今辨认是否为张大千造假的旁证,成为反面教材,这是他们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吧。

我在这里想特别称赞一下启功先生,自中国书画市场启动之后,他就坚决不再为私人书画藏品题跋了。所以,在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古今书画上面,很难见到启老的题跋。这是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真是让我辈后生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感。新中国建立之后,张大千和溥儒到了海外,张大千所造的假画只有请溥先生一人来题了。

张大千有“御用”装裱师

张大千所造的假画能够骗过很多藏家的眼睛,不能不提到他身边有一个书画做假的团队。这个团队是由他的学生和裱画师等人组成的。和他共同做假画有几名学生,而为他装裱的人则是周龙昌。周是杭州人,早年在上海开设裱画店(店名已失传),以擅补古画而出名。后来周因种种原因将裱画店关了,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便以每月200银元的月薪请到家中专裱旧画,一年二三件而已。抗战胜利后,周随张大千去成都,专为修补旧画,每月增为300元。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随张出国而是留在成都继续裱画。

周龙昌最擅长于挖补,可以说达到神出鬼没的程度,任何破碎,任何人物、山石、亭子等等,均可搬东迁西,无丝毫破绽可寻。有一次,陈巨来手中有张吴湖帆仿董其昌风格的扇面、山水扇面,大千见到后认为可以乱真,可惜亭子画得太挤。周说可以将亭子搬到左上角。扇面因为是熟纸,所以挖补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周龙昌居然可以在扇面上动手,可见他挖补的水平之高了。他另外一绝技是挖补绢本的画,陈巨来说他挖补绢本画作的工具很简单,只是一竹丝签,一片极薄的象牙片子,只要心细,把纤维对正就可以织成原来的样子。

张大千所造的假画,从扬州八怪到明四家皆有,惟独不仿四王吴恽,这倒是很奇怪的。我认为,就是像张大千这样的造假者,也不是全能的,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一时期,他虽然不多造宋元书画,可是偶一为之也是不同凡俗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就是吴湖帆购藏的《睡猿图》,这件作品明显是张大千的笔性。其艺术水平不高,风格上也和梁楷的画相差甚远。按照吴湖帆的鉴定水平,是不会看不出来的。

张大千的学生刘力上回忆说,这件作品是张氏在苏州网师园仿造的,(裱画作旧的是周龙昌,收藏印章由张氏自刻。而这方用木头橛子做的收藏章,至今尚在刘力上处)。吴湖帆在买到这张画之后,在多种场合出版发表过,甚至在他担任审查委员的第二次全国美展中也放进去展览、出版过。他邀请老友叶恭绰观赏《睡猿图》时说:这幅画原是叔祖吴大征的旧藏,后来失散了,近日有天津古董商携来过目,一见之下,如遇故人,就花重金留了下来。

这段话是后来叶恭绰向张大千转述的。当时叶氏听了,深信不疑地题下了“天下第一梁风子”,又题写了一段跋语道:“梁风子画,真迹传世极稀,故宫所藏《右军书扇图》小幅,已为仅见之品。去冬得观此《睡猿图》于吴氏梅景书屋,纸莹如玉,墨黝如漆,光彩竦异,精妙入神。昔为廖氏旧藏,药洲题识尤属罕观,若使藏家见之,尤不知如何颠倒也。因怂恿湖帆付印,以广其传……”。张大千见后,悄悄告诉叶恭绰,这幅《睡猿图》靠不住,后来叶氏出版的《遐庵谈艺录》和《炬园余墨•序跋》中就没再录此文。张大千在另外一个场合对吴湖帆也说破此事,我听一位在场的前辈对我说,吴闻之脸色大变。后面这张所谓的梁画,被吴用高价卖到国外。如果我们将张大千自画的一件睡猿图和仿梁楷的作品进行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海外仿古更可乱真

第三个阶段是从张大千到海外直至去世。这一时期,张大千自己的画名气很大,画价也很高,但还是和唐宋古画无法相比。他在这个时期造了很多唐宋画作,如北宋李公麟的人物、南朝张僧繇的罗汉等。由于海外的博物馆中藏有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绘画,张大千得以饱读之,故此时所造的假画比在国内时作的更加老到成熟。再加上他早年在日本学习过染织,对国外新的颜色材料很熟,用这些新材料来做旧,使他的假画更逼真。有学生回忆,张大千在巴西居住期间,他有一间画室和卧室相连,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就进小画室作画。清晨四五点钟是不会有客人来访的,而和卧室相连的画室,更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

为什么张大千将自己作画的时间安排得如此早,地点又是如此的私密?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他在造假画时不受外界干扰。还是这位学生回忆,张大千曾经拿出来一张石涛的画让他看哪一段是接笔,哪一部分是石涛的真迹,因此看来,在巴西生活期间,他不但在造唐宋时期的假画,仿明清画的老本行也没有丢掉。据杨仁恺先生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中的研究,张大千所用历代印章,多是用照相制版法翻到木头上,再进行雕刻。这样制出来的印章没有经常见的锌版章的薄弱无力的特点。张大千仿制的历代书画家和收藏家印有900多方,其中仅明代收藏家项元汴的印章就有100多方。

张氏仿品并非真伪莫测

是不是张大千的假画就真能够与真迹无异?其实并非如此!钱松岩先生的女儿钱心梅曾对我说,有一次钱先生曾指着日本最权威的《南画大成》中收录的清代石溪的山水画对她讲:此画只有三分像,肯定是赝品。据笔者研究,这画是张大千和他的一位学生一起造的,这位学生还曾为此很得意,因为他们骗过了日本的“中国通”,被《南画大成》收进去。为什么钱先生看印刷品就肯定石溪的画是假的?这主要是他在石溪山水画的研究上下了大功夫,有的画临摹了上百遍,故可立见真伪。笔者认为,张大千在各个时期所造的假画,并非真伪莫测,只是我们对传统中国画的认识还不深入,只要下够功夫,是完全可以识破庐山真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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