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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2019-05-14 13:16:06 作者:刘雨晴 来源:新京报即时新闻
在过去几千年中,乡村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如今却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遭到冲击。乡村会在中国消失吗?5月9日,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办的首届吕梁文学季,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分享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撰文| 沈河西
 
从上帝创造的乡村到人创造的城市
 
格非首先对“乡村的消失”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在他看来,这一命题本身并不成立。所谓“消失”是指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所取代。西方有种说法,叫“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这是说从人类社会诞生开始,乡村就出现了。城市则完全是人在某种文化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新东西。
 
格非指出,西方城市化最典型的形态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即乡间地主将土地从佃农手中收回,并转租给贵族和资产阶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其背景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因此,城市的发展本来要依赖乡村。但到十九世纪之后,城市开始凭借海外殖民带来的巨大收益独立发展。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市文明开始取代乡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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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棉花工厂林立
 
在西方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曾出现价值观文化的严重对立,包括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文化和自然的对立、科学和宗教的对立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在当时的欧美知识界,盛行着对城市文化的批判、反省和抵抗。美国作家爱默生就把现代化的大都市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怪物。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更是详细描述了这个怪物的样子:由400万颗头颅和800万只眼睛组成的有机整体,和人类无关也没有相似之处的黑色软体动物。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也用类似的语言描述过维也纳——一个由无数面孔、胳膊、大腿、牙齿所组成的漫无目的的行进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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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写道:“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
 
当然,也有作家对城市表示欢迎,比如美国诗人惠特曼。他写过一首诗《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认为城市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和活力。当时人的不同态度代表了两种视野,向前看的视野和向后看的视野。
 
“现代”翻译过来叫“上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在上海。上海核心的文化内涵是“摩登”。可以说,上海就等同于现代。上海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内格局,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那么在中国文明史中,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城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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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
 
格非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城市化历程。其特点首先是缓慢、渐进,并且从未产生城市和乡村的直接对立,是人口自然聚集的过程。人们到城市里去打官司、做贸易、做官、读书。第二,中国古代对城市的设想,是严格按照乡村的模式建立的。城市中有大量的森林、园林,城市是对乡村的模仿。第三,即便在城市中,乡村的伦理也要高于城市的伦理。古代很多官员,退休后还是要回到乡村,二者的价值没有高下之分。第四,城市和乡村是自由通达的。
 
格非举了《红楼梦》中贾迎春的例子,她住在城里,但从城外走出去几步路,看见的就是乡野风光。《红楼梦》中也写到乡村,乡村人进城很方便。所以,在现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产生乡土文学,因为中国没有形成乡土和城市的对立,乡村和城市是互相包含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没有乡村和城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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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
 
1840年以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在中国出现,反过来刺激了中国人去寻找乡村。1920年,鲁迅等人发起了乡土文学运动,后来产生两种类型的文学。一类是鲁迅,他在南京、北京、厦门、上海等城市生活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绍兴,但他的小说只写农村,不写城市。到现在莫言也是如此。格非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乡村社会,其基本的伦理价值,还维系在一个几千年的乡村文明的基础之上。另一类作家的代表是沈从文。他用田野牧歌的方法表达对城市的厌恶,把湘西淳朴的情感视作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乡村与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思考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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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格非提到了一个主流的对建国后中国城乡关系的解释,即通过乡村的积累来反哺城市,用粮食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在农民。在格非看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始于改革开放。他讲述了自己刚到城市时,城市神秘的、陌生的他者。而短短三十年过去,现在的年轻人真正了解的只有城市的价值,乡村反倒成为需要科普的、陌生化的事物。格非认为这一转变是很值得思考的。
 
我们怎样面对现代文明的“失重感”?
 
格非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来说,传统的伦理和价值正在面临解体,而城市化的新制度、新规范、新伦理,还没来得及完全建立。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快速发展导致的“失重感”。这个“失重感”有两层含义,一是诸如移动支付之类的现代技术带来的不适应感。第二层含义是指真正的失去重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背后的群体。格非举了赵氏孤儿的例子来证明家族的传承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但在当今社会,原子化的个人出现了,年轻人不愿为姓氏的传承增加负担。以文学为例,现在流行的消费主义文学不足以承担历史、民族和社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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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赵氏孤儿》剧照
 
在提问环节,有读者提到日本一本名叫《无缘社会》的书,讲述老人死后长时间无人理会的现状以及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格非看来,个人的原子化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地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当今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也在发生巨变,尤其是独生子女与父母建立的特殊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家庭在整个社会过程中的作用都需要被重新思考。
 
本届吕梁文学季的主题是“从乡村出发的写作”。格非特别谈到作家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他认为“出门远行”有多重含义。首先是离开家,其次是离开故土、打破封闭的乡村生活,向着遥不可及的远方出发。他还谈到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电影中的孩子,在道路上闲逛,喇叭里放的歌曲,是香港的歌曲,反映了城市文明已经横切过来。在一个小镇里出现了空间方面的巨大复杂性的叠加。
 
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小说中兄弟俩在城市和乡村中间来回穿梭,格非把它称为“互相关照”。当他们进城的时候,他们用乡村的眼光打量城市;当他们回到乡村的时候,又用城市的眼光打量乡村。路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城市靠什么东西来立足?未来城市中的人怎样建立自身的价值系统?路遥提供了他的答案:将中国乡村中自然、淳朴等好的品质,在城市中保留并延续下去,作为将来城市发展的伦理基石。但路遥也发现了一个重大焦虑,中华文明附着的乡村解体了,其最重要的价值体系也随之消失。格非认为,作家写作的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时代提出的问题进行对话,并建立某种关联。
 
作者新京报记者沈河西实习生刘雨晴
编辑安也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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