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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贝松致穆斯林年轻人:我的兄弟 今天一起哭泣
2015-02-09 13:45:02 作者:chinaacn 来源:《中国艺术文化》

吕克•贝松致穆斯林年轻人:我的兄弟 今天一起哭泣

 



文 吕克•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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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导演吕克·贝松



巴黎《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后,法国境内总共传出超过50起反穆斯林事件。10日,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加入声援队伍,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穆斯林年轻人的公开信。

在欧洲,法国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有超过600万。这些人在法国的境遇并不好。根据2012年《费加罗报》委托IFOP调查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社区对法国的国家身份是种威胁,67%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完全没有或者没有很好融入法国社会。

这也是吕克贝松在公开信中想要表达的。这封公开信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声讨恐怖份子,而是将剑指向了普通的社会大众,认为把穆斯林污名化了的社会应该站出来解决问题。这位名导演在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呈现给伊斯兰教的,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接着他回答道:“这是一个建立在金钱、利益、隔离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社会。把一个孩子或一只动物锁起来,几个月不给吃没有关怀,它也会变得暴戾。”指出穆斯林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向社会有权势的领导者呼吁改变。

吕克贝松是法国著名导演,多部电影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代表作有《这个杀手不太冷》《尼基塔》。1999年还曾拍摄过宗教题材的电影《圣女贞德》,在法国社会引发争议。

以下是吕克贝松在《世界报》上公开信的译文:

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你知道我今天有多悲伤吗?为了你和你那被玷污、被侮辱和被千夫指的宗教信仰。人们忘了你的力量、你的幽默、你的热心和你的博爱。这是不公道的,让我们一起来弥补这个不公吧。我们有上百万人都爱着你,我们想要帮助你。让我们从头开始,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建立在金钱、利益、隔离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社会。在某些郊区,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50%。人们仅仅由于你的肤色、你的名字就远离你。警察每天查你10次身份证,大楼的门栏把你隔在门外,没人愿意为你说话。谁会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把一个孩子或一只动物锁起来,几个月不给吃没有关怀,它也会变得暴戾。

我们把利益看得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我们把苹果树砍下来出卖木头,然后我们还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果。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向这个社会的强者、大老板和所有领导呼吁。帮助这些受到侮辱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想要融入这个社会,你们却不给他们机会。经济是为人谋福利的,而不是相反。做善事就是最大的利益。亲爱的强者、你们也有孩子吧?你们也爱孩子吧?你们想为他们留下什么呢?钱财吗?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个公平的世界呢?这会让你们的孩子为你们而骄傲。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这既不符合基督教,也不符合犹太教,也不符合穆斯林的教义。这只是自私,这种自私把我们的社会和地球带入了深渊。这才是要面对的事情。

我的兄弟,你也有好多事情要做。如何改变这个社会,你也有责任。要工作、要学习,用笔而不是AK47。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它为你提供了保护你自己的工具。把握住你自己的命运,把握住权力。

买一支枪要花250欧元,但买一支笔只要3欧元,而用笔的影响力要比枪大1000倍。

把握住权力,用规则来游戏。用民主的方式把握住权力,帮助所有的兄弟。恐怖主义永远不会胜利。历史已经无数次印证。到底谁是“烈士”?今天,有1000个Cabu和一千个Wolinski站了出来。把握住权力,不要让别人把属于你的权力拿走。要知道那两个手上沾着鲜血的兄弟不是你的弟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那只是两个有着脆弱头脑的人,被社会抛弃后受到说教者洗脑,被说教者出卖的人。极端主义的说教者以此为生意,玩弄你的不幸,他们没有一点好意。他们利用你的宗教信仰来为他们牟利。这就是他们的小生意。明天,我的兄弟,我向你发誓,我们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但是今天,我的兄弟,今天我同你一起哭泣。
 

暴力 言论自由和有意义的生活



文 张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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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查理周刊》暴力遇袭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引起震动,在各国政府谴责、民众自发悼念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进一步的反响和讨论。本来,自2001年9•11以来,全球范围的恐怖袭击和“反恐”几乎变成一种常态,但2015年新年伊始的这场血腥事件,却给人们带来反思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契机。原因不难理解:这次以伊斯兰信仰为名的恐怖袭击目标是被西方社会视为神圣的“言论自由”。就法国和其它西方社会的初步反应来看,谴责、哀悼、示威等活动的基调也已定在“捍卫言论自由”上。这样的反应在情感或情绪层面可以理解,但在思想层面上,却值得分析和推敲。巴黎一月七日事件对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暴力、自由、普遍性以及文化政治,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暴力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暴力批判》(1923)一文中把暴力分为三类:护法暴力、立法暴力、纯粹暴力或神圣暴力。从国家所垄断的护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角度看,《查理周刊》漫画家、编辑们的工作和作品无论多么冒犯穆斯林居民的信仰、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显然完全合法,受法兰西共和国法律保护;而这个法律有其深刻而具体的立法暴力基础,即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贯穿于历次革命、反革命、起义、内战、战争、修宪中的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意志及其政治实质。相比之下,巴黎袭击者显然只能是知法犯法、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

从近代实证法(positive law)传统看,所谓正义与罪恶,只能在法律的边界内判定,在没有法的地方谈不上犯罪,而在有法的地方,受法律保护的就不容侵犯,撇开西方民众和知识界的个人性、情感性因素,这也是目前占主流的言论自由舆论定势的法理基础。法国警方平日保护杂志社以及事发过程中与行凶者对峙中人员、火力配置不足,可以视为广义上的护法暴力不足。这与美国警方不时大开杀戒,滥用警力,造成护法和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腐败甚至无法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本雅明法哲学观念中的第三项,即纯粹暴力(pure violence/divine violence)概念,虽然较为费解,却在貌似自足的实证法概念体系上打开了一个形式上的缺口,使我们得以为眼下讨论带入一些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于现实关系中的因素。所谓纯粹暴力,简单说就是不以护法或立法为目的,而单纯以打碎既成秩序为指向、甚至可以说为反抗而反抗的总体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完全置身于既成法律框架之外,因而法律对于它不但不构成参照系,而且甚至连沟通的可能也没有;它来自一个(自命的)更高的、自然的或神性的权威,并从这个视角对现存的世界做出一个末日审判式的大颠覆。纯粹暴力的最终指向不是现存制度的转化,而是一种想象的、信仰的、乌托邦的正义和解放。无论相信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公民感情上如何难以接受,但“护法暴力”范畴里的罪犯,在“纯粹暴力”范畴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们最后的行为无法在任何法律的范畴内解释;他们的暴力和罪行的唯一(不被世俗社会接受的)逻辑和辩护资源,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一个较为不重要的意义上,来自于他们的自然权利,即他们对冒犯行为的复仇意志、以及把这种意志转化为行动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当然,最后这几个词汇,只能在严格的道德中立的意义上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查理周刊》的漫画家和编辑们绝不是懦夫,而是捍卫自己言论自由权利(具体说是讽刺、嘲弄、取笑、甚至亵渎的权利)的战士。推到极致而言,他们知道自己在投身于一场为捍卫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而进行的生死之战。不管是出于对自身生活世界和价值的信仰和忠诚,还是被那些无视法律、不惮诉诸暴力,同时也不畏惧死亡的对手“降低”到同一水准,他们事实上都已经置身于一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较量。双方的区别仅仅在于,受害者本来受法律和强大国家机器的保护,掌握巨大的符号资本;他们不但“武器”合法,而且可以合法、自如动用这种武器(铅笔、形象、文字,等等)。而加害方则完全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符号资本,他们的武器只能是凶器,最终只能以法律之外的语言(纯粹暴力)同法律“沟通”。他们的语言进入理性交流的唯一方式,只是被打入犯罪、恐怖、反文明的另册。在这场不对称的战斗中,强大、合法的一方被弱小、非法的一方在肉体上消灭,但这岂不正是“恐怖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由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以观点和言论为业的人在看到恐怖袭击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后脊梁发凉”(引一位编辑朋友的话)。掺着震惊和恐惧的同情是本能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想法则是言论自由必须被捍卫。但与此同时,当西方社会声援遇害者、抗议恐怖主义的集会越来越集合在“言论自由”和“文明与野蛮”的大旗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如今网络时代以分钟甚至秒为单位),全球各地的讨论中也很快出现了审慎的声音:一味单纯地强调和捍卫言论自由并没有准确打中问题的靶心;而“文明与野蛮的对决”论则有可能把讨论引向倒退,甚至退回到19世界欧洲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去。眼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一枝铅笔折断了,千千万万支铅笔变成了投枪”的漫画,也显示了某种价值、集体认同和集体意志的再确认。这里隐伏了许多问题。

核心是言论自由的概念,由此推及到一般的自由概念。《查理周刊》本身及所刊漫画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但它们具体存在的落座点却在“言论自由”概念的内在强度和外延边界上游动。这种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自由,在法律和抽象原则的空间里享受的是匀质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存在,但在现实具体的社会空间里遭遇的却是坑坑洼洼、落差巨大、壁垒重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地形。就从法国国内来说,众所周知,穆斯林移民群体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弱势和边缘群体,在融入欧洲社会的路途中举步维艰。据媒体报道,在法国历届大选中,以“世俗主义”口号反(以穆斯林为主的)移民的政党一般得票率在18%。皮尤全球抽样统计显示,27%的法国公民公开承认“不喜欢”穆斯林(德国和意大利比例更高,分别为33%和64%)。由于历史原因,法国穆斯林人口大多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前殖民地,其集体经验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殖民地的创伤记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法国媒体如果无视少数族裔的政治、宗教、文化、情感状态而一味诉诸自身的价值认同和权利意识,就会陷入唯我主义的怪圈。他们越是尽情地、自我欣赏地“实践”自己的为法律所保护的自由(特别是言论和表达自由),这种自由也就越可能被他人视为不自由;他们越是把自身价值视为普遍的,这种价值也就越是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排他性的东西。

已有论者指出,《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在捍卫其自身的合法的自由时,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变成“嘲弄的自由”,“取笑的自由”“冒犯的自由”,甚至一些描绘伊斯兰先知默罕默德的漫画明显落入了色情、猥亵和暴力的一路。读者不是不明白,所有讽刺性漫画的确都是通过嘲弄、冒犯、取笑甚至粗俗无礼的手段以达到挑战习俗和成见、颠覆上下尊卑秩序的目的,为此不惜打破一切底线,惊世骇俗,让讽刺对象的严肃性在笑声中土崩瓦解。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样的语言和形象领域的带有刺激和暴力性质的“肢体碰撞”,本身必须通过审美机制(夸张、机智、巧合、滑稽、幽默等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无害化”,至少需要漫画这种体裁或文艺创作体制的保护(“这只是一幅漫画!”)。进一步讲,这种特殊的言论自由的功能依赖于一个广泛而基本的价值、情感、道德和法律共同体,它存在的前提条件恰恰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社会约定:言论和表达领域的交锋,不能逾越给定的边界而导致法律、经济或其他实质性的冲突。这同竞技场里的竞争不能导致竞技场外的角斗是同一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以夸张的、冒犯的方式嘲弄右翼政客、金融巨头、天主教教皇、正统犹太教教徒和“共产主义集权政府”和以同样方式嘲弄冒犯穆斯林先知具有十足的质的不同。一旦跨越这个边界,“自由”或“言论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实质性的历史条件和法律保护就会发生致命的位移。那种以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约定、标准、口味和习惯去界定另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做法,在常识意义上讲,是模糊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区分。在理论上讲,则是忘记了法律(这是自由的保证)本身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实质,因而具有不可消除的政治性。这里所讲的政治性并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立场及其冲突(全球恐怖主义的出现,把这种政治斗争永久性地划在了“文明”的一边),而是更为无情、更为不祥的“存在的政治”,即卡尔•施密特所说的那种为信仰和生活方式而战的视死如归的“群体的强度”。无视这种他者的政治强度而流连于自我的镜像同一,暴露的不仅是作为自由主义信仰的“言论自由”自身的政治浪漫主义(虽然其作为信仰本身是真实的、无可厚非的),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自命为“普世价值”的共同体的具体性、特殊性,说明了它的边界和限度(虽然作为具体的生活世界和价值共同体,它本身也是真实的,无可厚非的)。

一旦言论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的具体性、特殊性和信仰特性被挑明,它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意义和行为方式就不得不加以重新检视。在特定的条件下,“言论自由”客观上就会蜕变为“冒犯和亵渎”的自由;“我行我素,哪管你的感受”的自由;“单方面行动”的自由。当这种“自由”在传播空间里变成实实在在的力量传达到它所意指的冒犯对象那里,它便已经是一种武器和一种暴力。对于不占有同等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的边缘群体来说,回答这种暴力的选项是非常有限的,而最终的选项往往在法律之外。“自由”的问题也连带出“平等”的问题:作为权利和力量的自由,在具体社会空间的分配和运用,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公平的。不平等、不公平地运用“言论自由”,到头来,讽刺的武器会带来武器的讽刺,“令其发笑的人不会杀我”这句天真烂漫的漫画座右铭背面的写的也许就是:“当心不觉得好笑的人!”

普遍性与文化政治

近代欧洲为世界带来了法律和自由的观念,如今这已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西方社会无论是通过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殖民统治,还是通过百年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上的成就,客观上都把大量不同种族、族裔、宗教信仰的人群囊括进自身的政治共同体,并给与他们形式上的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跨国资本主义在技术、信息、文化霸权和军事上的全球覆盖,加上美、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内部的确确实实的多样性,未免给西方价值和制度打上了一层“普遍性”的色彩。这也反映在西方精英层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自信和唯我独尊心态上。这种自命的普遍性虽然在客观上完全源自于近代西方国家形式的成功、并为这种国家形式所保护,但在主观上和修辞上,自由的落脚点和基本单位却是所谓“普遍的个人”。

从霍布斯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由无数小人组成的巨人)到当代自由民主体制,基本原则虽然一以贯之,但却成功地完成了半隐形化或“去地域化”(的特任日),比如说权力与财富的相互转化,政治与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相互转化。于是“国家”这个利维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没有器官的身体”—无处不在而又看得见摸不着的帝国形态。随着西方国家形态的超级现代化(即后现代化),饱和、柔性与弥散的资本、权力、价值、暴力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穿透和瓦解其他非西方国家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能力。结果是,伴随着西方政治权力的空前强大和“普遍化”(去地域化、无器官化),自由帝国变成了没有时间和空间边界、直抵“人性本身”、以国际警察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文明本身”。

在冷战结束后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政治急速的帝国化及其对非西方政治生活(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形态)的柔性压制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的涣散与衰败(中国是“说明了一般情况的例外”,虽然她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伴而行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本分布的更为极端的不平衡。

一方面,西方政治的帝国化按它本身政治逻辑来说是其政治的强化、常态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活陷入持续的低迷、腐败,日益被剥夺集体归属感、价值取向和历史前景。当西方政治权力体系日益变成超政治,非西方世界集体生活和价值正日益丧失政治的强度,集中体现为传统的以阶级、国民、国家为单位的政治运动的贫弱和消失。但是全球政治生活失衡的辩证的悖论却出现在西方自由帝国体系的内部(及其外部非国家、非阶级、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人,比如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当西方自由帝国的成建制的、以国家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单位的敌人被消灭后(以苏联的覆灭为标志性世界历史事件),种种前政治、亚政治、潜政治甚至无以名状的“敌人”或异己分子填充了传统政治生活的真空,带来了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泛政治化。这种泛政治化虽然按传统阶级政治、国民政治和国家政治标准显出一种非政治化的模糊性,但却在文化、日常生活、身份、身体、个人信仰等领域带来激进化和极端倾向,冲击着从世俗主义(如政教分离原则)、科学观(如基督教对进化论的挑战、对干细胞研究的抵制)、婚姻家庭(如同性恋婚姻权和子女抚养权)、教育(如美国公立小学是否应强制学生做晨祷)等一系列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基本概念。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代,现代性的基本冲突仍还围绕阶级斗争、民族独立和“诸神之争”展开,后者是实现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也是整合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社会化机制。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帝国时代,“阶级”和“国家”日益被“全球化”“市场”“自由”“个人”“[经济]理性选择”这类概念排斥出政治语汇,国家政治日益失去它作为探索和争取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集体斗争的基本单位时,而关于“普遍性”和“文明”的种种主权宣称就成为新的政治强度的集散地。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谴责恐怖袭击的声明里说,这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not between civilizations)而是“在文明本身和那些同文明化了的世界势不两立的人之间(but between civilizations itself and those who are opposed to a civilized world)的“一场更大的对峙”(a larger confrontation)。这种说法虽无新意,但却反映出西方精英层的固化的自我意识和以文明/野蛮,人类/反人类划界的简单思维。这里的“文明”的基本假定是法(权利)和自由(个体);而“野蛮”的基本假定是无法(无权)加不自由(由宗教、文化、政体决定的集体性)。但一些评论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何以袭击者一定要被看作是伊斯兰集体性的象征?为何凶杀不能被理解为是单独的个人行为?难道伊斯兰教和西方法律制度一样,不是由具体的个人,即那些信仰它、实践它的、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而实体化的吗?反过来也可以问,为何《查理周刊》不是集体性信仰的代表?为何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不可以被视为一个生存政治和文化政治上的集体性强度,同别人一样在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而战?

无论如何,那种文明归我,野蛮归你的声称,只能表明关于文明、人性及普遍性定义权的意义争夺恰恰是一种特殊性间的冲突。这里矛盾的实质不在于眼下谁的文明更强大、内部更坚实、对外更具有进攻性或说服力,而在于有关普遍性的讨论和界定在何等程度上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包容性的还是排他性的,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创造性的还是固步自封的。在这场对话和竞争中,所有国家、文明、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都提出过一些高尚、宏大、激励人心的远景和理想,但现实中的它们也都不可避免地同其自身的远景和理想有着难以克服的距离。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回到2015年初巴黎袭击事件和《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原则。震惊和惶惑之余,我们应该考虑的是,面对别人的神、面对那些不但愿意为自己的神而杀人而且不畏惧自身的灭亡的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暴易暴固然无补于事,但仅仅呼吁宽容(tolerance)、包容(inclusion)、尊敬(respect)和爱(love)就能够克服和超越深深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吗?《查理周刊》的漫画家和编辑们为他们的原则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势必引发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和自由的持久深入的讨论。人们固然希望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声音或只能发出微弱声音的个人和群体也能获得实质性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希望他们的价值、信仰、尊严、体面和情感也能得到起码的尊重,但更为实质的问题也许还不在单纯交流的层面。在把问题引向更为实质性和历史化的讨论中,美国杜克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教授奥米德•萨菲(Omid Safi)的话说得好:“让我们希望被尊为神圣的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还有能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的自由。”

自由和言论自由固然可贵,但作为一个抽象原则,它不能取代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如何让更多的人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理论思考和集体性实践。法律保护下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无疑是争取“有意义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形式保证,但它仍需要在有关生存、劳动、合理的财富分配、价值创造、自我实现以及一个公正、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性努力中才能获得自身充分而具体的理由。
 

 

《查理周刊》血案——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彻底破产了?

 


文 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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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上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穿成男巫的模样,预测自己在2015年大约会掉光所有牙齿,而到了2022年,自己应该会开始过穆斯林斋月。



今天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恐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是共生的,在西方这个排他的屋子里,“恐怖主义”这个袋子在其外部,“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袋子则在其内部,装满了一切与“自由的西方价值观”不搭调的奇怪物品。它们被打包搁置起来,包裹上贴着“政治正确”。

当手持突击步枪的三名蒙面人冲进巴黎《查理周刊》编辑部时,这份最早创刊于1970年的讽刺漫画周刊正在编辑它新一期刊物。封面上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穿成男巫的模样,预测自己在2015年大约会掉光所有牙齿,而到了2022年,自己应该会开始过穆斯林斋月。正向不少有过伊斯兰世界生活经验的反伊斯兰者们一样,维勒贝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势同水火。在他小说《投降》(Soumission)中,伊斯兰主义被看做是与欧洲极右翼分子一样令人厌恶的政治势力。小说中,2022年的法国大选成了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与穆斯林兄弟党之间的对抗。最终穆斯林政党胜出。选举结束后第二天,法国人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们再不能穿暴露的西式服装,大学成了伊斯兰经学院,所有非穆斯林教授或者需要提早退休,或者必须改奉伊斯兰。外交上,土耳其和北非国家加入了欧盟,随之欧盟几乎变成了一个与罗马帝国一样的伊斯兰帝国。

虽然维勒贝克强调,自己的小说并未试图诋毁伊斯兰,然而,广大知识分子却不这么想。不少人批评维勒贝克根本就是一个散播伊斯兰恐慌(Islamophobia)的极右分子。左翼报刊《自由人报》(Libération)主编忧心忡忡地说,维勒贝克的小说根本上代表了极右翼思想在法国严肃文学中的回归。与骄傲的知识分子们不同,广大的法国读者们既不顾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忧心忡忡,更无视维勒贝克自己再三的辩护,在他们看来,《投降》根本就给欧洲描述了一副伊斯兰主义入侵下的黑暗帝国图景。在大众身上,丝毫看不到那种被欧洲知识分子与政客们捧上了天的多元文化主义包容心,更看不见那种多样文化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的大同图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维勒贝克所描述的那个荒诞、紧张、个体化、无希望的政治未来正在变成现实,而读者们对他小说的接受,则更成为这种欧洲政治现实的反讽注脚。而新年的蒙面枪手们则更为这种暗黑图景添上了浓重的现实血色。

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似乎从来不会去过问人为何会拿起武器。批判的武器(文斗)与武器的批判(武斗)都成为今天社会政治话语中的异类。我们今天的精英们假设了一种生活的“常态”秩序。在这伟大的秩序里,制度是社会的守护神,在平等与自由的圣殿里,它一手捧着法律、一手持着理性,照耀着繁荣的社会,赐予了人民以发展的理想。而所有与这种祥和景象不同的变量,则统一被打包成了“恐怖主义”,装载在了一艘愚人船上,被社会放逐。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在这个充满着普世光芒的故事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明确的基督教神学,其普遍性的形成则深深镶嵌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脉络中。

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话语其兴起是20世纪中后期的去殖民运动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双重结果。随着20世纪中期,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19世纪欧洲殖民霸权建立的世界秩序彻底终结。以英帝国为主的欧洲殖民宗主国发现,自己原先相对单一的民族及文化身份逐渐被移民潮所打破。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为欧洲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民族构成的多样性,更是社会习惯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19世纪欧洲殖民秩序中“文明化任务”(civilisation mission)的逆反。在这种文明化任务的理想下,19世纪欧洲的殖民计划(colonial project)试图以欧洲工业化式的“现代化”为模板,教化并改造欧洲之外非白人、非基督教的社会。除了我们经常谈论的基督教理想之外,这种文明化任务的现实基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帝国主义。在这种框架下,对于非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认识,包含了双重矛盾。一方面,是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追求的,对非基督教文化的认识、阐述及重塑的普世理想;而另一方面,则是在贸易帝国主义霸权下,对殖民地地区文明及主权的否定,以期将殖民政治合法化,将贸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这一双重矛盾在殖民秩序下表现为诸如“原住民问题”(aborigine question)、“黑人问题”(negro question)等等一些殖民秩序以内、但在欧洲地理范畴之外的问题。然而随着二战结束,去殖民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这一矛盾被从殖民地带回到了欧洲宗主国。在非洲与中东,许多在前殖民秩序下隶属既得利益阶层的有色人种发现,在新成立的民族政权中,他们属于会被清除的反动力量。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很简单:回到宗主国去。他们当中也许绝大多数已经是基督徒,也许还有不少是在欧洲大学毕业的社会精英。然而,这批有色人种的到来无疑为欧洲这个几乎纯粹是白种人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当基督教理想中所描绘的世界大同理想真正摆在欧洲白人面前时,欧洲大陆的白人们发现,自己或许并没有准备好。当然,一方面由于这类回潮移民数量并不巨大;另一方面,由于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欧洲左翼阶级政治话语的影响,以及对于二战时期纳粹种族主义的痛苦记忆,欧洲政治中的种族、文化冲突并不明显。

很大程度上,欧洲政治的共同体是在对二战的痛苦记忆中成长起来的。但其内部文化与种族差异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处理。随着70年代后期苏联入侵阿富汗,那种支撑欧洲左派阶级政治理想的现实基础也随之丧失。在这之后到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又为脆弱的欧洲共同体输送了一批新的移民。他们从欧洲之外赶来,试图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连同那些早先移民的后代们,他们在白人的欧洲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以非白人民族认同及非基督教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群体。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这群外来移民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体现为更为尖锐的阶级矛盾。然而,随着苏联解体,意识形态政治成为新的痛苦回忆。在欧洲内部,这阶级矛盾则被逐渐表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文明与种族冲突。

1970年代之后在欧洲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从本质上体现了欧洲对其内部矛盾无可奈何的回避态度。如果说19世纪殖民主义的政治理想是,试图将世界人民的脚放在一双统一尺码的鞋子里;那么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文化多元主义则是将一个千疮百孔的网兜套在人们的脚上,然后把这个网兜叫做鞋子。奇怪的是,这两种态度的基础都是理性主义。或者说,是在欧洲基督教历史中诞生出来的理性主义。前者的理性基础是一切差异性最终都会朝向一个统一由西方发现的理性目标前进。而西方的文明使命,则是不遗余力地用统一的步伐,将世界带进这个历史终结的高潮里。而后者则建立在二战之后,西方哲学界对那种黑格尔式的理性的反思中。其基础是个人主义的。面对内部多样的矛盾,欧洲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建造了一尊政治正确的祭坛。在这个祭坛上,一切民族的都是正确的。“他人是地狱”成了新的政治普遍性。在这种普遍性下,多元文化主义想象了一个好像是沙拉碗一样的欧洲政治图景。在这个碗里,人们既不“和”也不“同”。

这种沙拉碗政治虽然回避了冷战之后阶级话语与意识形态政治带来的尴尬,但却也进一步让欧洲社会碎片化。一方面,白人社会的知识分子深深感到,在这种多元主义整治下,欧洲的文化与政治身份渐渐丧失。甚至在诸如艾因•兰德(Ayn Rand)这样极端的自由意志与个人主义的支持者看来,这种多元主义政策还会促生原始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将种族身份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强加到个人意志之上。另一方面,在社会政策方面,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影响下,欧洲内部的少数族裔逐渐成为了与外界隔绝的社群。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彻底失败。她呼吁,德国大量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应当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2011年,英国卡梅伦政府也将英国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成归结为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结果。他强调,需要重新“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进一步推广英国统一的“国家认同”。

如果说2015年1月7日三名在法国出生的阿尔及利亚人枪击《查理周刊》编辑部是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看得见的失败的话,那么2014年8月揭露的罗瑟勒姆性侵案则更体现了文化相对主义深入骨髓的困境。罗瑟勒姆(Rotherham)是英国约克郡南部的小城。2014年8月,阿莱克斯•杰(Alexis Jay)教授发布了一则独立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从1997年至2013年间,该地区多达1400名白人未成年少女遭到有系统性的性侵犯。侵犯人多为该地区巴基斯坦裔穆斯林。虽然有许多受害人向社工或警方求助,但在当地警方得知嫌疑人为少数族裔后,均担心受到种族歧视指控而终止调查。工党籍的记者列奥•麦克金斯特(Leo McKinstry)批评,这一事件代表了政府将政治正确的教条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类似的案例在欧洲并不少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能发现这种倾向,阶级冲突被掩盖在民族冲突的皮囊下,而处理这类问题的手段也以追求稳定与发展的最高政治正确原则为基准。在这种准则下,具有现实价值的人民利益缺席。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压断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理想的,主要是来自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老敌人——伊斯兰教。这不仅仅是近年来针对穆斯林世界“反恐战争”的结果,更体现了在西方基督教历史语境下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理性在理解伊斯兰社会时的无力。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其自身历史中政教分离的经验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上的。在这种理性基础上,宗教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精神追求,不再被容许承担任何社会政治组织责任。其作为律法的特色被剥离,甚至其作为道德来源的特性也被放在了相对主义的逻辑下。然而,这一逻辑在理解伊斯兰时便全然失灵。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发展中,既没有经历欧洲式的政教分离,也没有经历欧洲式的工业革命。作为社会组织基础的伊斯兰教不单单是道德,更是法律,也是生活方式。而近些年来瓦哈比主义蔓延更将伊斯兰教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将穆斯林转变为一种具有政治建构效力的身份认同。随着哈里发国(ISIS)的兴起,西方开始发现,那些拿起枪反对西方的极端主义者们甚至不少来自西方社会内部。无论是作为ISIS的武装人员,还是作为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他们在拿起武器之前,都像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消费者,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繁荣中吃喝玩乐。在今天回避阶级政治、回避意识形态问题的语境下,在西方那多元主义理想中,这个现象几乎无法理解。于是,他们便都被称为“恐怖分子”,成为了特瑞•伊格尔顿所描述的“邪恶”(evil),成为了蝙蝠侠中的小丑,基督教中的撒旦。其潜台词便是他们均是非理性的异类。

今天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恐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是共生的,它们好像是中世纪欧洲人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笔下的愚人船。它们是一个布袋子,囊括了一切让人不快、无法理解的现象。在西方这个排他的屋子里,“恐怖主义”这个袋子在其外部,“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袋子则在其内部,装满了一切与“自由的西方价值观”不搭调的奇怪物品。它们被打包搁置起来,包裹上贴着“政治正确”的标签。

在《查理周刊》袭击案之后,欧洲各大报纸的头条无分左右,异口同声地将其描述为野蛮对自由(liberty,freedom),对民主的攻击(attack)。在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中,欧洲今天有了一个殉道者。而欧洲脆弱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随着查理周刊袭击案而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应当会是脸谱化了的敌我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这种简单二元的脸谱对立。从这个现象上来看,苏联解体并不代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政治的终结,相反它代表了西方意识形态世界霸权的开始。今天随着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破灭而重新出现的一系列冲突实际上延续了19世纪殖民世界秩序中产生的霸权主义问题,更延续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未曾完成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世界人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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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评论(2)
  • 1F2017-01-09 18: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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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F2017-01-09 18: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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