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能跟着畅销转吗

中国第一畅销作家张恨水

   ●杨红樱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拉动了中国童书的出版和销售，这是一件大好事，零售商和出版社感谢她，更是无可非议。然而，因为她商业上的成功，就一定要“反思童书评价体系”，要承认她的作品是“优秀的儿童文学”，要文学批评界改变“评价标准”，这就有些荒唐了。

    ●因为商业的需要，就希望文学批评能改变声音，这事实上是要将批评纳入整个商业运转中去，这种非分之想正是金钱至上的典型表现。

    10月15日《中华读书报》头版有一篇报道，写了一个出版社的副社长和一位教授对杨红樱作品的评价，其中有些推论，既有趣，又令人惊讶。比如，副社长说:“在职业的出版人看来，如果作品不具备内在的特质，即使花十倍以上的推广力量，也不可能获得畅销；即使内容尚可的作品，在推广上不惜血本可让其畅销三五月，但绝不可能像杨红樱作品那样，畅销三五年甚至整个2000年代。”于是他认为:“断言杨红樱的畅销仅是‘商业化的畅销’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很奇怪，为什么畅销时间一长，性质就变了，就不能再说是“商业化的畅销”？商业化就只能“三五月”？这是不是受了中国图书大多短命的影响？事实上，畅销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商品有的是。就说咖啡吧，现在八十岁以上的人，有很多都能记得儿时听到过的麦氏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的广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难道这种咖啡已不是“商业化的畅销”，而真的转化成伟大精神产品了？真正的畅销肯定要有“内在的特质”，靠人为硬做出来当然不行，但这是什么特质？还不就是畅销的潜质，亦即商业化的特质吗？

    当然，书业界有“畅销”和“长销”的说法，但概念的转换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何况杨红樱的畅销记录并不是指她哪一种书，而是她历年所写各种书的总和，所以，说“高产加畅销”，也许更准确些。

    那位教授说得更实在，他的开场白是一个实例:“前不久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上，一位民营书店经理说:‘杨红樱三年不写书，我们卖什么？’”这太说明问题了:作者快写，出版社快出，零售商快卖，这不正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吗？

    应该说，杨红樱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拉动了中国童书的出版和销售，这是一件大好事，零售商和出版社感谢她，更是无可非议。然而，因为她商业上的成功，就一定要“反思童书评价体系”，要承认她的作品是“优秀的儿童文学”，要文学批评界改变“评价标准”，这就有些荒唐了。我甚至觉得，其荒唐程度不亚于一个人当了总统就一定要高等学府授予他名誉博士学衔。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大概就是想要“通吃”吧。

    其实，商业上的成功，与作品文学性强不强，本来就是两回事。文学性要通过艺术分析来把握，商业成功要通过市场来把握。想通过市场来把握文学性，是不可能的。市场上畅销的书既有文学性强的，也有正好相反的，这一点也不奇怪。文学性并不是畅销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可以怀疑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有问题，但你还是要通过更有说服力的、更深入作品实际的艺术分析，来取代那种过时的不合理的批评，而不是借用市场上的成功来说事，更不能用零售商要货的话来取代艺术分析。对《哈利·波特》那样的作品何尝不是如此？谁也没有因为它的全球畅销就说它文学性强；我倒是写过赞扬它文学性的文章，我用的也还是艺术分析，并不与它的畅销混为一谈。但面对商业性和文学性都远不能和《哈利·波特》相比的杨红樱的书，出版者却提出了这种非分的要求。

    那位副社长还有一段话:“为什么在严肃的儿童文学评论体系指导下，作家们并没有写出很受欢迎的作品？而能让亿万小读者疯狂着迷的作品却恰恰受到主流评论界的批判？”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批评家并不能指导创作，创作是作家的工作。批评总是第二性的，批评家的作用小得很，他只能在创作发生后，作一些分析而已，也许相当于化验师吧。通过投入的审美体验和艰苦的论证(其中包括对大量作品和过去的审美经验作细致比较)，发现作品的美点和独创性，指出它艺术含量的高下，当然也可指出由艺术所表达的思想的含量，这就是他的工作。顺便提醒一句，那些不以艺术分析为基础而经常下一些空洞的大结论的批评家，往往是可疑的；那些自以为是创作指导者而爱在作家面前指手画脚的批评家，更不要轻易去相信。或者也可以说，批评家相当于品酒师，你不能因为没有酿出好酒，就迁怒于品酒师的存在。你也不必因为品酒师说你的酒味不淳，就怒不可遏。他公布的不过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你完全可以设法把酒味搞得更好些。如果一桶酒卖得很好，而品酒师说不好，也不要一定以为是品酒师的错。他有自己的工作准则和工作尊严，他的工作具有独立的性质，他不是你的推销工具。很可能有些品酒师为生产商所买通，什么酒都说好，但这样的人总是长不了的，因为他已沦落为酒商的跟班。

    既然有不同的打分，就有人爱判定对错。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现在的很多人，总以为市场是第一的，或惟一的:什么东西，市场好，一切好；与市场有矛盾，那一定是另一方的错。这种思路的实质，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批评的“金钱至上”和“金钱万能”。上海作家孙顒最近在一次发言中说，现在对于金钱至上的批判太不够了，甚至还不如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我觉得这一提醒非常及时，简直可说是如雷棒喝。因为商业的需要，就希望文学批评能改变声音，这事实上是要将批评纳入整个商业运转中去(就像现在有的批评家正做的那样)，这种非分之想正是金钱至上的典型表现。一个民族如果只崇拜金钱，一切围着金钱转，不欢迎乃至不容忍与目下市场走势相悖的声音存在，那就很可能成为盲人瞎马，也将不会有任何希望。

    因有人把杨红樱的作品与一些高品位的儿童文学并提，我曾打过一个比方:肯德基和麦当劳，够畅销了吧，但有谁会把最佳烹饪作品的桂冠，授给鸡柳汉堡或麦香鱼呢？这是两个向度上的追求。现在，我还想再作一个比喻，那就是烟草。无论在哪一国市场上，烟草都绝对畅销，它可能已畅销几千年了。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也会有时髦的研究者写出文章说烟草对人体多么有利。可是，独立的(烟草生产销售体系以外的)研究者仍然存在，他们终于证明:吸烟有害健康。成熟的商品社会采用的仍是二元并存:既允许烟草销售，也允许批评存在——非但不要求批评者改变批评标准，反倒立法要求烟草商在每一包香烟上都印上批评者的警告。这应该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它至少让我们知道，想以畅销为由消除批评的声音，肯定是行不通的。

    本文并不针对那位副社长，我真正要批评的是金钱至上。这种倾向早已深入我们社会的肌体，而批评的声音甚为微弱。再不警觉，将会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