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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书家欧阳询（557—641），湖南临湘人。曾任太常博士、太子率更令，因而有“欧阳率更”之称。他与同代另三位（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按历史地位看，他属于隋唐之间的学者，因其大半生经历在崇尚北方文化的隋朝；入唐后，虽名位日隆，然事实上，只是钦定弘文馆内一名学士，奉命主编类韦，当一名书法教授而已。
欧阳询创立的楷书，名闻后世，留存于今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皆为后世楷模。所谓“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即以他的书格总结的结字规律；后人从中衍化出许多书学理论。又因欧字循规蹈矩，结构严正，后世科举取士常以欧字为考卷标准书体，相沿成习，越演越烈，被近世讽为刻板的“馆阁体”。这一责任不应由欧阳询来负，而应由历代封建统治者来负。
楷书脉络一瞥
书体的变化，到了楷书，基本上已趋于完备。从此，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这五种字体，也成为书法的五种典型。后世的书家们，都是在这里大展其才华，各领风骚。
从文献上看，将隶书改造为楷书的，是汉章帝建初年间（76—84）的王次仲。王愔《文字志》说：“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虽然这一记载未必是事实，但楷书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草书之便捷脱化而来，改其间架，变其结构，而变化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并广为流传的整齐端方的正书一体，亦是发展之趋势使然。
从“楷书”这一名词的字义上来看，具有两种含义：
一、指具有法度的、可作楷模的法书。因为“楷”字本身，就含有法度、范式、楷模的意思在内。因此凡有法度之书，皆可称为“楷书”。按照周星莲《临池管见》的说法：“楷书者，字体端正，用笔合法之谓也。”
二、专指狭义上与篆书、隶书、草书及行书相对的点画工整、结构坚稳的楷书，尤指我们今天所谓的“唐楷”一类。
在现存的文物遗迹中，最早的楷书碑刻，当属刻于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的《谷朗碑》。尽管在体势上，还没有摆脱隶书的样式，但是隶书所具有的波磔这一特征，已不多见，而明显地接近楷书——它也就成为流行于南北朝碑刻上的楷书的基本形式，虽然人们仍然在不停地改进。
第一楷书大家，就是赫赫有名的钟繇（151—230），他擅长各种书体，但是最有名、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的，还是楷书。今天还可以看到他留下的《力命表》、《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他名下的这些作品难免掺入一些后人的东西，但从“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见张怀瓘《书断》）来看，他的楷书确实也有一种后人所无法企及的古雅、拙朴的风格。它的结体疏朗、宽博，同成熟的唐楷比起来，在各方面虽然都还显得幼稚，但是那种盎然天趣，历代没有人赶得上，因而被誉为“正书之祖”。他的书法艺术在小楷——这种书体被恰当地称为“章程书”——即用于公文、手本奏折、长卷写经、科举考试、门帖名刺等方面的楷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在钟繇之后，另一位伟大的书法改革家，就是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是他，把当时还十分朴拙的楷书，改造成为更接近现在的妍美的楷书。他把钟繇的与隶书相近的横体势转化为一种方整而稍长的体势。这一改变，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成为后世人们写楷书的基本样式。换言之，在王羲之的楷书中，已经孕育着唐代楷书诸大家的胚胎。据传对他的作品的《黄庭经》，像隋代僧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花了极大的工夫去临习。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魏晋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与兴废，楷书也进入了一个面目纷呈的阶段。尽管有人只承认“唐楷”是楷书，而把“魏碑”排斥在外，但是在划分上，无论是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来说，魏碑都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楷书。这一期间可以从南朝宋（42O—478）开始到唐统一前（618）为止。在中国书法史上，这一时期的楷书可以算是到了或将要到它的黄金时代——即它是一个风格变化最丰富、用笔方法也最为充实的时代。
从南北书派论看隋唐书法
在书法史上，有一种划分，即始于清阮元（1764—1849）的“北碑南帖论”。阮氏在他的金石学研究中，以许多前人所未知的北朝——指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碑竭为资料基础，发表了关于南帖和北碑的见解，这就是著名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
阮氏的南北书派论认为，南朝主要流行尺牍、法帖，而碑非常少见，因此将写在纸上的法书一系，称为“南帖”：而北朝几乎不见法帖传世，所以将主要以碑碣传世的北朝书法称为“北碑”，以与“南帖”相对。他所以划分这样的两种流派，正是针对当时书法的不发达与笔力之靡弱而发的。但是阮元的理论忽略了一点，这就是对当时所用书体的考察。从当时的史料来看，流行于这段时间的书体，至少在八种以上——张怀瓘就称欧阳询“八体皆能”——不过，最基本的样式，却只有两种：碑碣与尺牍。
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揖》中显然也赞同这一论点：“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渐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上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辩原南北，其论至详。”但是在书法史上，北碑与南帖之间，并不像阮元等人所说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尤其是随着唐代帝国的建立，南北分流的楷书风格也因此而统一。他们既将魏碑中的质朴之风保留下来，同时又以王羲之为典型，吸收了他的优美和雅的风格，于是，优美而典雅的唐代楷书就成熟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欧阳询。
欧阳询所处的历史背景
欧阳询出生于南朝陈永定元年（557），潭州临湘人。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梁、陈易祚之际。从史料上来看，欧阳询大概是在岭南一带出生的。也就是在他出生这一年的阴历二月，广州刺史萧勃起兵造反，不久被杀；十月，陈霸先被封为陈王，接着便自称皇帝，建立了陈朝，梁朝灭亡。
欧阳询出生在豪族家庭。祖父欧阳頠（498—563），博通经史，三十岁那年，家中的人逼他出去做官。他不得已，随着少年时的好友梁左卫将军蓝钦南征，立功后升任直阁将军。此后，欧阳頠一直活动于临湘、衡州、广州一带。梁武帝与梁元帝对他的才华都十分赏识。《南史》卷六十六本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时頠合门显贵，威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军国。”死后赠为司空，溢曰穆。其子欧阳纥（537—569）继承了欧阳頠的爵位。此时，欧阳询只有七岁，在岭南度过了他的童年。
欧阳纥年轻时就做了高官，在广州十余年，其威望与德行流布百越（包括今天的广西、广东及越南）。但他的才能受到陈宣帝的猜疑。太建元年（569），皇帝下诏书任命他为左卫将军，想把他调到朝廷。欧阳纥的部下却纷纷劝他造反。结果他听此下策，举兵攻打衡州，没多久，就失败了，欧阳纥押送到京城后被杀。此时欧阳询才十二三岁。
少年时期的欧阳询，是在饱尝忧患中长大的。谋反本来是满门抄斩之罪，但欧阳询却在他父亲的朋友江总（519—594）的营救下逃了出来，并在江总的庇护下成长。
江总是文坛上的一位大人物，在政坛上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前述广州刺史萧勃，便是他的舅舅，在554年左右，他寓居于岭南——这一段时间，与欧阳氏一家关系十分密切。在563年，他回到朝中；陈后主时，更是位极入臣。荒淫腐败的陈后主弃朝政于不顾，而与江总等人专以诗酒为娱，终于导致亡国。所以江总被正直的大臣们指责为“小人”、“宦竖”。但江总却在文艺上提拔了不少人才。至少，欧阳询便是在他的庇护之下成长起来的。
欧阳询的相貌长得相当丑，他的天赋却是惊人的。江总每次教他读书，他不仅读得快，记忆力也属上乘。长年的苦读使他博通经史。从现在留下来的《艺文类聚》来看，我们不能不惊异于他的学问是如何的渊博了。
欧阳询最早的学书，恐怕也是受了江总的影响与指点。《宣和书谱》卷十七对江总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作行草为时独步，以词翰兼妙得名。”可见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书法。
581年，当欧阳询二十四岁时，北周相国随王杨坚自立为帝，是为隋文帝。隋文帝是典型的西北贵族，其家族故里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曾长期为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效劳，杨坚本人娶北方少数民族权势最大的独孤氏的女儿为妻。借助婚姻的关系，其势力在北方逐渐发展起来。欧阳询在隋代为官，实际上是生活在北方文化氛围之中。这对他的书法艺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隋文帝不过是一介武夫，他不重视学术。在开皇七年（587），废掉后梁；八年下诏伐陈；九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混乱局面。在这一年九月，隋文帝下诏号召人们可以学文，但不久又下令关闭了全国的学校。
在604年，骄奢淫逸的皇太子杨广竟杀掉他的父亲而登上皇位。他喜好文艺，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士，如诸葛颖、虞世南等。这批人大都是南朝来的，曾在梁、陈做过官，杨广将他们封为学士。但欧阳询并不在其内，当时他只是一个太常博士，掌礼乐郊庙祭祀事。这时他的书法艺术正在成熟起来。因为他曾任太子率更令，所以世人称他的书体为“率更体”。
隋扬帝的穷奢极欲，终于导致各地的农民起义。此时欧阳询已六十多岁。
晚逢盛世
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帝国的强大。无论是从政治上来看，还是从文化方面来看，它的建树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唐高祖李渊重建了一个强大的和高度集权的国家。初唐的中央高级官员由以下三种人所构成：来自隋朝的官吏，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或者是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他们都有着良好的与精深的文化修养，用各种方式影响着唐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
唐代的首都长安在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繁华、最伟大的城市，也是亚洲文化的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云集于此。它不仅集中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还有佛教徒、景教徒、道士、撒马尔罕的商人与苏州丝绸商。士子们在这里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浪游的武士在这里寻求雇主；僧人们传播宗教知识；政客们奔波于权贵的门下：诗人与画家则来寻找有钱的赞助人……
当唐高祖李渊还不是皇帝之时，他就与欧阳询熟识，对欧阳询的才学十分钦佩。他做了皇帝后，便把欧阳询提拔为给事中。欧阳询得以在皇帝左右侍从，也帮助朝廷处理日常事务。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渊于门下省设置了修文馆——即后来著名的弘文馆。从史料上来看，欧阳询在当时的职务，是专门教授书法的。朝廷从在京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中，挑选出喜欢书法的二十四人，到馆里来学习书法与缮写校雠。这里的条件十分优越，可以看到皇家所藏的历代法书。与欧阳询同时担任这一职务的，还有虞世南。
武德七年（624），《艺文类聚》在欧阳询的主编下成书。全书引用文献达一千四百三十一种——现存不足十分之——成为古代一部著名的类书。在宋代，周必大等人就利用这部书校订《文苑英华》；到了清代，更是利用它来校勘、辑佚先秦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籍。可见此书对保存中国古典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欧阳询的晚年，被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到来了。李世民于626年继位。随之，政治局面也出现了大转变，而且还推行了新的文化政策。因他本身就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天子，在他夺取政权后，与政治相比，他把学问与艺术似乎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例如，在为《晋书》作传赞时，李世民就只选了两个人：一个是作为书法家的王羲之，另一个便是作为文学家的陆机。这种由皇帝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艺术活动，不能不说促成了初唐艺术的繁荣。
欧阳询的书名，在唐高祖时期，不仅在国内十分著名，且已誉满海外。朝鲜国曾派使者来购求他的作品。唐高祖听了这件事后，半带玩笑地赞赏道：“他们看了欧阳询的作品，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漂亮而魁梧的人吧！”
晚年的欧阳询又被选为弘文馆学士。弘文馆在李世民的直接领导下，经、史、子、集的藏书量达二十余万卷，天下所有饱学之士几乎都被选入馆中，以本官而兼学士之职——它兼政治、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于一体——每当太宗在朝政之暇，就将他们召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往往到了深夜才罢休。
弘文馆中大部分人，更像是李世民的政治顾问与参谋，但欧阳询可能没有这样的身份。他在从事着他以前的工作：讲授书法。《唐会要》卷六十四载有唐太宗于贞观元年颁布的诏书：“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他们在学成后，往往是从事诏书的书写、书籍的誊抄、校雠、拓书等，具备很大的实用性价值——而这也正是楷书在唐代所以特别发达的社会原因之一。
书学渊源
从二十四岁到六十二岁这一段人生的黄金时期里，欧阳询是在隋代度过的，在这一年龄段，正是一个人在艺术创作中确立自我风格的阶段。
实际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早年是否学过王羲之——尽管书学史上这样强调。已有人指出，那是作史传的人在投时代之所好而采用的一句含糊之词——按照阮元沈曾植等人的研究，在南北朝时，碑碣体与尺牍体是截然不同的两大流派。作为尺牍体，南朝与北朝的差异甚大。而对于碑碣体来说，南北方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从欧阳询早期的《房彦谦碑》（图5）来看，这是一种相当保守的书体。与后来流行于盛唐的隶书体截然不同，而是与北朝流行的隶书体一脉相承，例如《中岳嵩高灵庙碑》一类的隶楷书法。实际上，欧阳询的活动期与北魏书法的成熟期，相距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远，如果打一个比喻，不过是我们现在与清末民初一样而已——我们当今的书法风格，不是直接与清末民初的书法风格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缘么！
前面说过，隋代文化实际上就是以北方文化为主的。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而以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从钟繇、卫瓘开始，以索靖、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至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而以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至智永、虞世南为“南派”。南派书风不显于隋代，像丁道护、房彦谦诸人，所写字体都为当时所流行的北派书风，方严遒劲——这便是欧阳询书法之中“劲峭”的根源。在欧书中明显可见的“戈戟森然”的笔势，正是从北魏直至北周的书法中受到影响。《述书赋》中也有一条资料，说欧阳询曾从北齐的三公郎中刘珉学习书法。
有一则故事，也正好说明欧阳询的书法，深受北派书风之影响。他有一次在路上，见到由大书法家索靖所写的一块碑，看了一会儿便走开了。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回到了这块碑下仔细地看起来，看累了，便拿一块布放在地上，坐在那里看，甚至天晚了也不曾离去，而睡在它的边上。就这样，他一连看了三天——这三天，印象该是怎样的深刻难忘！唐人张怀瓘《书断》中这样评价索靖的书法艺术：
“靖善章草及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迨。”
这种“峻险”、“坚劲”的索靖的书风，也在欧阳询的腕下反映出来。张怀瓘在《书断》中评欧阳询的书法时，就多次用到例如“笔力劲险”、“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风旋雷激”、“森森焉若府库矛戟”、“惊其跳峻，不避危险”这样的句子。这在别人那里，是很少用到的，同时也是“南派”书家所没有的。
不过，最为直接的，当属隋代书法——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在隋代书法中为欧阳询留一席地，因为他毕竟在这个时代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青年与中年。
阮元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了隋代书法传统的重要性，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更以“取隋”为题，强调了隋代书法的特色及其地位。鉴于目前书学研究界对隋代书法重视不够——而它所占的地位又极为重要——我们不妨较为详细地征引一下：
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唐世欧、虞及王行满、李怀琳诸家，皆是隋人。今人难免干禄，唐碑未能弃也，而浅薄漓古甚矣。莫如择隋书之近唐而古意未尽漓者取之。昔人称中郎书曰“笔势洞达”，通观古碑，得洞达之意，莫若隋世。盖中郎承汉之末运，隋世集六朝之余风也。
也许这是到目前为止，对隋代书法的最为权威的论定。
如果说，一时的艺术风格并不会随着某个朝代的结束而结束的话，那么，隋代书法的风格，至少在唐初还在延续着。清人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以为：“唐初人书皆沿隋旧，专为清劲方整，若郭俨之《陆让碑》，殷令名之《裴君倩碑》皆然。率更（指欧阳询）、中令（指褚遂良）独能以新意开辟门径，所以为大家。”从大量的隋碑志中的确可以找出与欧阳询的书法极为近似的作品来。它们清劲而透着一种新鲜的气息，结体狭长，横画已经向右上稍稍翘起，而波画完全是近世楷书的写法——这一切都代表了它们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书写方法，与北魏例如龙门造像题记之类的生拙截然不同。像康有为在评价隋朝碑志时所用的词语如“风度端凝”、“端整妍美”、“运笔爽达”、“匀粹秀整，态度安和”云云，的确是隋代以前的碑刻所没有的。欧阳修《集古录》中说：“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精劲”二字，最足以证明此点。而这一切，都为唐代的楷法的整理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虽然不能肯定某一块碑就是欧阳询的作品，但也不能否认这里面绝对没有欧阳询的作品。
因此，欧阳询在唐代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他之前，是以隋碑为基调的书风：甚至在他的身后，这种书风也持续地出现在唐代的碑刻之中。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两通碑中找到与欧阳询书法形神惧似的碑刻：
一、《昭仁寺碑》，无书者名，立于贞观四年（630）。
二、《段志玄碑》，无书者名，立于贞观十六年（642），在陕西醴泉。赵崡《石墨镌华》谓：“正书中时作一二笔分隶，是六代遗习。”人们说欧阳询的楷书来自于“古隶”，不正是如此么？
但是，如果说欧阳询只是隋代书法的继承者，还不足以表出欧阳询在书法史上所作的伟大贡献。康有为曾有论书诗说：“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见《广艺舟双揖·取隋第十一》）欧阳询的伟大，正表现在这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卑唐第十二》中又说：
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淳漓散朴，古意已漓。
末二句虽含贬意，但“古意已漓”，正说明欧阳询的贡献在此。古代的书法大师们讲求书法的笔势之美，讲求线条的表现之美，然而却还没有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书法之美，并把结构的表现作为毕生的努力——欧阳询的出现，不正填补了这样的空白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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